材料一   古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主要依托乡里组织展开和进行。由一群少拿或不拿官俸的乡里民众来担任各种职务。乡里组织作为法定基层组织，拥有国家赋予的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力，与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血缘群体不同，乡里组织是政府强制在基层社会推行的，以地缘为特征构建的法定行政区划，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以相近地域和血缘结合起来的宗族组织及宗族制度占有显著地位，它们交织缠绕、影响以至操纵乡里组织。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有一个独特的群体——“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力量，士绅阶层包括士族和乡绅。他们拥有柔性权力与威望，依靠这种影响力而成为治理者，治理着当地的社会。而治理中所依据的礼法，除了国家制定的明文律法和制度之外，士绅们可以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及现实需要，制定相应的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

——摘编自薛凤伟《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域乡分立的两种基层治理体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建构了以居委会为基础的“街道—居委会”城市基层组织和治理制度。在农村，逐渐建立了“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每一个农民都被纳入公社组织和体制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宜山、罗城等地的村民群众自主探索，率先创造了村民自治制度，国家在城市普遍推行居民自治。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在基层治理制度建设中积极推动城乡基层基本治理制度的一体化。同时开展了城中村改造、特色小镇建设、田园综合体建设等一系列新型城镇化行动，进而生成了城中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不同于传统城乡社会的特殊社会样态。

——卢福营，沈费伟《中国基层治理的空间格局：历史演变与影响维度》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在其兴办的学堂中开设体操课程，引进西方体育，如兵操、体操等。20世纪初，在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呼吁下，一场深刻影响国民身体改造和学校体育的军国民运动开启，它提倡尚武，并将国家作为身体效忠的唯一对象。一战期间，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该方案主要在于深化学校体育的战争准备功能，注重体操课、学校体育与“军事大要”的关系，并要求学校教育加强对粗衣淡食、忍寒耐暑习惯的养成和对历代武士功绩的宣传。

1920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废弃“尚武”的教育宗旨，兵式体操也被排除在学校体育之外。1922年，教育部实施新的学制和课程标准，体操课正式改名为体育课，成为中国学校体育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新的体育课对儿童的主体地位、身心发展规律等方面提出新的认识。中小学的体育以田径、球类、游戏等现代体育项目为主，完全剔除了兵式体操。

——摘编自颜亮《身体素养导向下的我国学校体育身体观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更好的建设和保卫祖国，需要体育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党和政府极力倡导“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强调体育运动要以人民为主体。按照党中央对体育工作的指示并结合对宪法规定的贯彻实施，中央政府和体育等部门为开展好各项体育工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群众体育制度绩效十分明显，据统计1957—1966年，全国范围内有4200多万人达到了劳卫制和青少年体育锻炼的标准，人民群众的体质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摘编自杨山山《建党百年群众体育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研究》

材料一   根据儒家学说，皇帝首先是全民的道德楷模，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成为百姓效法的榜样；他还应爱护子民，为百姓谋利益：他应该有高度的睿智，知人善任，把国家管理好；他遇事应该能有正确判断，从谏如流；他还应该遵守先王成法，一切按规定办事。所以，从理论上说，受到许多的限制，他活动的目的是为民谋福利。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改革社会习俗、鼓励发展经济、革新文化教育的法令，尽管这些还不够完善，但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树立起民主共和制度的具体形象。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得以传播。

——摘编自王桧林《中国现代史》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先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决定地方政府的事务。经过几年的实践和准备，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在事实上，而且也在法律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最根本的政治制度。

——摘编自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材料一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努力学习苏联经验，“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会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最初概括。

——摘编自秦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探析》等

材料二1979年3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要建设一个“小康之家”。我国的现代化是在“人口多、底子薄”这样一个现实基础上进行的现代化，即我国的现代化是根本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经济基础薄弱、人口数量庞大、面临着巨大困难和挑战的现代化，因此在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实事求是、遵守客观规律，不能急于求成。同时邓小平反复强调，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定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遵守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式的现代化不仅着重于现代化的发展程度，还着重于将现代化建设落实于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摘编自刘江岩、刘德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演进探究》

材料三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方面协调发展”。

——摘编自王正坤《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和经验启示》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