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根据儒家学说，皇帝首先是全民的道德楷模，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成为百姓效法的榜样；他还应爱护子民，为百姓谋利益：他应该有高度的睿智，知人善任，把国家管理好；他遇事应该能有正确判断，从谏如流；他还应该遵守先王成法，一切按规定办事。所以，从理论上说，受到许多的限制，他活动的目的是为民谋福利。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改革社会习俗、鼓励发展经济、革新文化教育的法令，尽管这些还不够完善，但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树立起民主共和制度的具体形象。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得以传播。

——摘编自王桧林《中国现代史》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先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决定地方政府的事务。经过几年的实践和准备，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在事实上，而且也在法律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最根本的政治制度。

——摘编自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产品销售有困难的私营工业，国家或负责收购，或代销产品，或实行委托加工的办法，使其恢复正常生产；对于资金周转有困难的私营工业，中国人民银行发放低息贷款予以扶持。1953年，中国共产党决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将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改造为国营企业，通过和平方式以最小代价消灭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理论。

——摘编自高继仁《中国工业经济史》

材料二   2014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时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摘编自康晓强《社会建构的逻辑——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论纲》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材料一   雍正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内廷秘书机构军机处，其最重要的职掌，是将皇帝口谕拟写为文字“上谕”下发。……在拟旨过程中，军机处完全秉承皇帝旨意，处于皇帝的严密监控下，不能另立意见与皇帝相抗。故清人有言“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君”，它事实上成为清朝君主集权的得力工具。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四十三）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四十四）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四十五）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及发布命令之时，须副署之。……《临时约法》在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三者关系中赋予参议院广泛的权力，国务员有实际的责任，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却受到限制。

——摘编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李新《中华民国史》

材料三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机床边、矿井下、田野里的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来自课堂、实验室、医院、研究机构、文化部门的知识分子代表；来自军营和边防的解放军代表；来自内蒙古草原、西藏高原、天山脚下和西南边陲的蒙、藏、维、壮、苗等少数民族代表；共产党员、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制订宪法和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

——摘编自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