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应对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违法乱纪等现象，我国开始着手恢复设立监察机关。1986年，监察机关被定位为“专司监督职能”的机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之后，进一步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提高监督人员的履职能力。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明确了监察机关监督、调查、处置三项权力，同时围绕三项权力赋予监察机关谈话、留置等十二项权力，明确了监察机关的地位和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

——摘编自刘晓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察制度发展历程》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严密的组织体系与强大的领导力保证成为基层社会组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在城市，以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抓手，将从业人员逐步组织起来，“单位制”的整合管理职能得以发挥。对于没有单位的一般居民，则采取“街居制”管理体制。在农村，通过变革农村生产方式，引导农民走集体化、合作化发展道路，人民公社是最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1958年版《户口登记条例》主张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明确人口流动应严格遵循出具手续证明的规定。改革开放使二元户籍制度逐渐被打破。在城市，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和机构于1980年重新恢复。1986年，为满足居民需求和实现社会管理功能，首次引入“社区”概念。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落实和城镇单位制的日渐瓦解，社会流动日趋加速，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管控”开始放松，并逐步向“管理”过渡。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之后，基层社会逐渐从政治束缚中摆脱出来，国家与社会的职能开始分离，社会成员的自主性不断增强。

——魏和平《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式变迁与主要启示》

3 . 材料一     智能技术革命使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重复性劳动的困境，可以解构信息时代的人类劳动，重塑创造性与分离式生产方式。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展现出分阶段替代技能劳动者的趋势，而随着技能劳动者被人工智能替代，人类劳动开始向创新领域转移，从事科研创新工作的人将越来越多。

——摘编自陈尧等《替代与推升：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影响》

材料二   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5G）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提高绿色低碳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习近平2022年1月24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以“复兴号”为代表的新一代高铁技术、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天眼）等，都展示了中国自主研发和制造的实力。以港口机械装备全自动化、物流全自动分拣流水线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助推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实现跨越式发展。

材料一   在欧洲列强步入海外殖民阶段时，中国也开始重视海洋。魏源提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原则，改漕运为海运以发展海商，并通过建立新式海军而掌握海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在大力发展海防和海军的同时，也促进了国家海洋机制的构建，仿照西方列强的“海部成例”，专设海军衙门；而后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吸收了西方“海权学说”的观点，阐明了控制海洋对于提升国家实力的意义和商贸方面的战略价值。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了一种战略性的构想，即对内收回海关主权，对外争夺太平洋海权，重视陆海统筹。孙中山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海洋政策主要针对航运贸易和海军建设展开，如积极建造港口、疏通航道，整顿招商局，同时创办航海专科学校，培养中国船长人才，仿照美欧国家的建制，成立海军部等，国民政府这些举动旨在重建中华民国海军，力图发展海权。

——摘编自刘笑阳《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海军防御范围逐渐从近岸领域转移到利益攸关的近海领域。新时期，我国统一“近海”概念为“我国的黄海、东海、南海、南沙群岛及台湾、冲绳岛链内外海域，以及太平洋北部的海域”。随着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重，海上航运对中国经济有着非同以往的战略意义，赴远海为中国商船护航的能力以及在大洋上保护国家利益的能力成为我国海军发展的迫切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军伟业加速推进。短短10年间，人民海军主战舰艇数量，从十位数向百位数递增，我国海军多次执行亚丁湾护航、赴远海编队训练、对外友好访问等任务，人民海军已从“黄水”走向“蓝水”，从“浅蓝”走向“深蓝”。2022年6月17日，我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下水命名，这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母，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

——摘编自周于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军战略转型研究》

材料一   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涌现出大量的工商业市镇。江南市镇的发达，当然不是在明清时代突然出现的，从宋代开始，正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农产品的交换与流通日益频繁，江南农村的草市及定期市逐渐演化为商业性的聚落。一些传统的城镇，随着商业化的影响，军事及行政功能渐趋退化，商业功能则日渐浮现。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近代中国大城市主要兴起于沿海和条约口岸。这些地方外资集中，进出口贸易繁忙，政府又开展了自强运动，使得更多的中国商人移居那里，同时，失去生计的农民也来到城市寻找工作。这样，越来越多的沿海和条约口岸成为中国金融、工商业和人口集中之地，如上海、南京、广州、汉口、天津都发展成为相当规模和拥有一定财富的中心城市。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图1、图2分别为1990年和2006年的中国各省区城市化水平分布图。

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城市化滞后所付出的代价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城市化速度取决于制度安排。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安排包括：转变·就业制度，促进就业应该是中国政府很长一段时期的核心政策；制定促进就业的企业政策；改进技术路线；调整城市建设方针。从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正面临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面临巨大的社会变迁。

——摘编自白南生《中国的城市化》

材料一：1949年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这一年钢产量仅15.8万吨，减少80%，煤仅3243万吨，减少48%，粮食为11318万吨，减少约25%，棉花为44.4万吨，减少约48%．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

——据王桧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二：如下图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变化示意图》

材料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外事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生态环境督察体制改革、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检监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实推进，各项便民、惠民、利民举措持续实施，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   19世纪晚期，西方科技发展出现新趋势，许多大型企业建立了科学技术实验室。1872年，爱迪生建立第一个工业实验室，到1913年美国著名的工业实验室已发展到65个，吸收近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研究工作。1901年，美国82%的专利颁发给个人，18%颁发给公司，1932年，公司所获专利数超过国家颁发专利总数的一半。二战后，科学研究出现“大科学”模式。它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尖端工程联系起来，以解决重大问题。“大科学”对资金、设备和跨学科要求更高，远超普通企业的承受能力，只能由大型企业或政府资助和组织。到1965年，美国国民收入的3%用于科学研发，科研资金的3/4来自政府，苏联也大致类似。二战以来，美苏在众多领域，尤其是军用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等

材料二   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确立“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 规划中确定了包括发展原子能和半导体、电子计算机、遥控技术等项目。五六十年代在极端困难情况下， 我国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技成果，大大缩小了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1986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1988年，国务院批准实施高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为宗旨的“火炬计划”。经过三十年的不断发展，中国在高温超导、纳米科技、干细胞研究、人类基因组测序等基础科学、高性能云计算、载人航天、量子通讯卫星、北斗导航、 高速铁路等先进技术方面已经位居世界领先水平。科技进步为我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摘编自樊春良《新中国70年科技规划的创立与发展》等

材料一 洪武初年，朱元璋下“徙民之令”，以调整全国人口，大量移民逐渐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迁徙至重庆。洪武二十年(1387)，明政府又两度组织移民入渝垦田。重庆府《云阳县志》载：云阳县“邑分南北两岸，南岸之民，皆明洪武时奉敕由湖广府城使采者。大量外来移民使重庆府存在众多双籍地人士(祖籍地与居住地不一致)。明代四川省中进士的数量共1406人，重庆府占318人，其中重庆双籍地氏族中进士者有41人，占比为12.8%。丰都县的杨丑瑛科举入仕后在其家乡建平山书院，“使吾乡之秀与吾杨氏文子弟诵读其间”。清初湖广民众身次移民四川时，甚至称川人“半楚”“半潇湘”。

——摘编自黄梅《“湖广填四川”移民现象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政府官员、工人、学生、难民等纷纷赶往西南大后方。以重庆为例，八年抗战中，重庆人口由战前的47万，迅猛增加到战后的124万。工人是内迁人口中的重要群体。在1937年，重庆仅有工厂42个，全人8000余人。到1940年，重庆已形成了一支以兵工、机械、冶金、煤炭、纺织、化工等产业的工人群体，总人数近20万。“重庆主要商业市场，汇集于城区武库街、督邮街、及新街口等街道的两旁。热闹情况，较上海南京路有过无不及。但人口齐集重庆市区也给市政管理及市政建设带来诸多困难。

——摘编自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变迁及影响》

材料三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下，对三峡移民实施“开发性移民”，确保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从1993到2005年，110多万移民告别故土，带上蔬菜种子、黄桷树苗，离开故土，“舍小家为国家”。重庆涪陵南沱镇村民含泪刨掉了蚕桑、龙眼、榨菜和柑橘树，重创新业。16万多外迁移民则带着家乡的泥土、三峡石，远赴十几个省市。三峡百万移民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精神：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

——唐润明《百万移民撼天地——三峡移民精神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