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下，英国于1754年成立了艺术学会。艺术学会通过展览、评奖和须关来促进艺术、生产和商业的发展。一批艺术学会的艺术家于1760年首次举办了专门艺术展览，对大众开放。虽然展期只有两个星期，但参观的人数却有几千人，门票收入都用来资助贫困潦倒的艺术家。后来，这些艺术家创建了皇家美术学院，每年定期举办艺术展览。

——摘编自周秀琴等《世博会简史》

材料二   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的成功鼓舞了法国精英。1853年3月8日，拿破仑颁布法令，宣布于1855年5月1日举办世博会。对1855年世博会的主办者而言，核心目标是反映在帝国统治下法国所取得的工业、农业与艺术成就。他们还意图证明帝国政权是稳定、繁荣、文明与进步的保障，借此推动法国民众对第二帝国的文化认同和体制认同。1855年，巴黎世博会拉开了巴黎乃至欧洲大陆一系列世博会的序幕。

——摘编自曾迪辉《1855年巴黎世博会探析》

材料三   1928年11月，在法国召开了巴黎外交会议，与会的31个国家签订了《国际展览公约并成立国际展览局。在国际展览局的指导和协调下，世界博览会趋于规范化。截至2009年12月，国际展览局共有156个成员国其中大多为发展中四家。除筹备举办传统的世界博览会以外，在1960年至2009年间，9个国家举办了18届园艺世博会。在1933年至1996年间，意大利米兰筹办了13次装潢艺术与建筑博览会，博览会品类进一步丰富。

——摘编自周秀琴等《世博会简史》

材料   二战后，伴随着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带来的较快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拉丁美洲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但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大量移民只能聚居于贫民窟。1953年，学者将其归纳为“过度城市化”。移民劳动力往往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或者正式地受雇于某个雇主，缺乏社会保障（如不参与养老金项目）与体面的工作条件，通常而言工资也极低。20世纪70年代，三分之一的拉美城市人口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拉美各国的第一大城市（首要城市）占全国城市人口的比重都非常高，2020年不少国家超过40%，有的甚至高达70%。由于城市化缺乏工业化支撑，城市无法为迁移人口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基本的生活条件，新增人口多为贫困人口，城市正规住房总体短缺，大量移民无法获得基本的卫生、教育与医疗条件。

——摘编自王瑞民《过度与不足：拉美与中国城市化的比较与反思》

材料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12岁入剑桥大学，后担任英国女王特别法律顾问以及朝廷的首席检察官、掌玺大臣等。晚年脱离政治生涯，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写成了一批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包括《新工具》《论科学的增进》以及《学术的伟大复兴》等。在这些书中，培根把实验和归纳看作相辅相成的科学发现的工具。他看到了实验对于揭示自然奥秘的效用，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使用建立在充分实验基础上的归纳法。培根的归纳法强调系统分析，强调实证支持，对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培根认为，“归纳法是发现个体事物发展变化的法制的工具，是获得支配绝对现实的规律和能起决定作用的形式的方法”。培根承认自然界是物质的，认为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小单位是分子，即事物的简单性质。分子是有限的不变的，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由它的不同排列和组合构成的。运动是物质固有的最重要的特性，运动是有规律的，其形式是多样的。培根还提出并论证了诸如“凡已授予或按一定条件预定之物均不可再议其价值或补偿”“重大刑事案件减刑的条件不适用于民事案件”“与其任由违法犯罪逃脱制裁，宁可选择违背先例”等法律思想。

——摘编自朱庭光《世界历史名人谱》

材料一   蒸汽汽车诞生时，行驶中喷吐着烟火粉尘，声音很大，常使马匹行人受惊，人称其“魔鬼之车”曾有报纸上刊登漫画，夸大汽车爆炸的惨状。马车铺的老板们唆使儿童向汽车扔石块，在路上撒碎玻璃、铁钉，以妨碍汽车行驶。在马车公司游说下，186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机动车法案》，规定：行驶的机动车，必须有一人挥舞红色旗帜徒步行走在车前做引导，并且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4英里。但在法国，汽车得到自由发展。1889-1902年，法国人先后研制了齿轮变速器和差速器、前置发动机后轮驱动、充气轮胎、箱式变速器、万向节传动轴和齿轮主减速器、后桥半独立悬架等，使汽车的性能得到较大提高。

——摘编自刘世恺、刘宏《汽车百年史话》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高度重视汽车工业。1956年，苏联援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第一辆解放牌汽车。1969年，在湖北创建了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建设、制造设备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由此奠定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允许建立汽车合资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汽车工业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0年，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品类齐全、配套完整的汽车产业体系，汽车产业已经成了国民经济第一支柱产业。随着时代与科技的发展，我国汽车正向智能化、网络化、轻量化和能源多样化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已经基本完备，部分关键技术研发处于全球领跑阶段。

——摘编自徐秉金、欧阳敏《中国汽车史话》等

材料一   1926年，桑地诺带领游击队，以玻利瓦尔为“精神之父”，以“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国土”为目标，高举象征“自由或死亡”的红黑双色战旗，与美国扶植的反动独裁政权展开武装斗争。桑地诺的部队与美军及政府军战斗近两百次，迫使美军于1933年撤出尼加拉瓜。次年，桑地诺遭当局刺杀。桑地诺被誉为“人民的良心”和“美洲自由的标志”。

——摘自晏绍祥、张顺洪主编的《中外历史纲要（下）》

材料二   西方国家50余年对非援助强调“福利服务”而非“经济发展”的援助，无法从根本上弥补非洲国家面临的发展起点滞后及国际秩序不公正问题；一些脱离非洲发展实际的附加条件进一步恶化了非洲国家原本存在的发展危机。……五十多年来，中国对非援助紧密结合非洲国家的历史发展任务，尊重非洲国家的发展需要和意愿。2000年以来，中国对非援助逐步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始终坚持对非援助平等、尊重与合作的理念.强调中非合作中的互助与共同发展，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绝不把外援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的手段，向世界展示着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国应有的政治风度和全球责任。

——摘编自罗建波《西方对非援助效果及中非经济合作》

材料三   新殖民主义是在战后旧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后，帝国主义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对已经获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一种新的剥削与掠夺形式。它像面承认原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独立权利，实际上采取种种欺骗手段，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对已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实行控制和渗透，为它们争夺世界霸权和势力范围服务。老殖民主义是赤裸裸的。新殖民主义是有裂磷药。

——摘编自孙迎辉《新殖民主义问题线析》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流行“袴褶服”，劳动人民将袖口部分逐渐收紧，形成了窄袖衫、小口裤等样式，从此中华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普遍推广开来。北魏建立政权后十分重视服饰礼仪的作用，从拓跋珪到孝文帝，逐渐将其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改穿农耕汉服。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服饰在民族杂处和商旅往来中汇聚，各种文化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的现象。这些服饰元素，成为唐代及后世中华集体记忆可视性符号之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江冰《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材料二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购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这些追赶新潮的上海女性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追求新奇的潮流同样反映在男装方面。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商绅及其子弟、一般市民，乃至仆隶佣人中都不乏追踪时尚者。戴墨镜、口衔洋烟，无论晴雨都带把洋伞，成为官商士庶的特定时装，一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张敏《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近代欧洲服装根据不同的特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曾以夸张而膨胀的外观来表现人性的复苏；巴洛克时期的服装进一步突出感官效果，将服装引入现实的自由生活；至洛可可时期，以女性为中心，袒胸与夸张的撑裙证明了现世的享乐主义的泛滥。服饰流行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呈现西班牙风、德意志风、法国风、波兰风等，地区风格之间时兴时衰。工业革命后，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个阶层由于自身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

——摘编自徐思民《西方服装史》

材料一   孔子和西塞罗是古代中国和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生活在社会动荡之中。孔子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同时认识到社会公正至关重要，主张财富分配要体现出社会公正。西塞罗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的正义，并指出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孔子始终把道德品行的教育放在首位，而且也看到了法令法规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西塞罗宣扬那种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他认为罗马共和国是稳固地建立在古罗马的那种传统美德之上，国家只有按照法律行事才是正当和合理的，也就是说他认为法治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制订的良法要得到普遍的遵循。他们针对各自国家面临的问题设计了种种解决方案，虽然二人都未能解除当时社会长久积聚的种种痼疾，但他们的社会和谐思想却足以称得上是人类永恒的财富。

——摘编自王芳《孔子与西塞罗的社会和谐思想之比较》

材料二   辽宁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国家开始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因此二战后西方国家积极推行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等行为课税。西方国家又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将用料多、耗能高、污染重的产业大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缓和利益矛盾、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还采取了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比如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征收个人所得税等。战后西方国家采取了对农业实行价格支持和补贴制度帮助农民增收，还采取了区城开发政策来帮助落后地区摆脱贫困。这些措施既缓和了社会矛盾，还保证了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正常进行所必要的条件，即满足垄断资本扩大再生产和利润增长的共同需要。

——摘编自王启云《战后西方国家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动因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