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史料一　埃及是一个长时间处于同一王朝统治下的统一的大河流域国家……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命运，不受外界的干涉……而且，尼罗河就像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地区连接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尼罗河平缓的水流使北上航行极为容易，而盛行的北风、西北风又使返航毫不费力。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史料二　希腊国土的块状分布，平原面积狭小，以及这些天然国土数量之多，事先给各种小块政治单元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正是四分五裂的地缘分布和差异极大的地形、地貌，使希腊人长期以来习惯于城邦制的小国寡民的政治格局，甚至养成了城邦崇拜情结，以至于当建立大型政治共同体的任务被提到历史日程上来时，他们根本不可能表现出建立并维系一个大型政治共同体的愿望和能力。

——摘编自虞崇胜、杨刻俭《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地缘因素探析》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们把最大注意力集中到人事以及人伦关系方面，从而构成了独特的古代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以突出人的道德理性为根本特征，因而可称为道德人本主义。道德人本主义侧重于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这种统一是以共同的人性和以共同的人伦道德为基础的。中国道德人本主义是以群体为本体的，主张大同世界天下为公，讲信修睦，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摘编自乔根锁《论中国先秦儒家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材料二   古希腊早期哲学的人文精神表现在对终极生活方式的向往，以自己的方式来把握存在是一种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方式。法国哲学家哈道特曾说：“在这一时代（指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是一种方式，它必须在每时每刻都要践行，其目标是从整体上改造个体的生活。”因而哲学家注重从人的现实生活、从人的存在的困惑出发，追求人生幸福，通过这种生活方式达到对存在的切中而得到心灵的安定和自由。

——摘编自史巍《古希腊早期哲学的人文精神》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材料一   亚非利加各国皆在海滨，其内地系沙漠游牧之地。东北曰麦西，或埃及多地也在红海之边。中间所流之河，称曰尼罗，自南之北，每年一次涨溢，以沃田土，若灌粪培植。但河水不至之处，则沙确而已，是以近河人户杂居，但离此不远即无人之地。麦西国自古有名，于商朝年间，国家兴盛，所筑之塔高大尚存，其坟塚如殿，及于今日，有人不远万里以观此古迹。

——摘自魏源《海国图志》

材料二   “自文化观之，若科学、若美术、若文学、若工艺，实为世界文明之先河，欧美近日之文明无不胚胎于此。而自历史上考之，亦为建国最古、开化最先之国。徒以政治不良，有形式而无精神，遂以招外患而致颠覆”“……且夫埃及亦尝变法矣，一切政治、法律、教育、工商无不取法于欧西，宜若可以富强者，乃不惟富强未得见，而转以速其贫弱之运。岂今欧西文化固迁地弗良欤?抑不揣本而末，是齐削足适履以致自僵也。呜呼，由前之说，知古代文化之未足自多，由后之说，知外人文化之未可貌袭。”

——摘自张诚诚《埃及略说》(1915年)

材料三   1957年，纳忠发表《埃及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斗争与民族觉醒》。

1957年，郑道传发表《纳赛尔的反殖民主义思想》。

1978年末，世界古代史学者召开座谈会，商讨包括埃及学在内的空白学科建设问题。

1979年，林志纯主编《世界上古史纲》出版，刘文鹏参加了古代埃及史的写作。

1985年起，东北师范大学聘请联邦德国、美国的专家讲授埃及学课程。

1988年，我国学者刘文鹏出席第五届国际埃及学大会，作了《论古埃及的早期城市和城市国家》的发言。

1991年，我国成立了世界上古史·埃及史研究所；国内四所高校招收了埃及学博士、硕士研究生。

1992年，刘文鹏考察了古埃及涅迦达文化Ⅱ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并撰写了有关论文。

1993年，刘文鹏撰写《法老埃及的专制主义》。

1995年，李长林等撰写《国人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早期研究》。

2003年，复旦大学建立了埃及研究中心。

—摘编自高伟《中国埃及学研究综述》

材料一   世界古代文明具有多元特点，其中的法制文明就是其代表。孟子和苏格拉底作为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其与法制相关的言论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东西方文明的特点。

《孟子》中记载了孟子与其学生关于法律问题的讨论。学生问孟子：“舞做天子后，假如其父杀人，舜的法官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法官应该按职责办事；但舜作为人之子，应当放弃天子之位，偷偷背上父亲逃到海边住下。

苏格拉底被雅典陪审法庭以亵渎神明与蛊惑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他与他的弟子们都认为判决不公。当弟子们安排苏格拉底逃走时，他认为，虽然逃走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合法的判决也是正义的要求，而且是更大的正义。……倘若人人都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而任意践踏法律，社会秩序将混乱不堪，城邦将无法存在。

——摘编自《孟子》、（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材料二   公元前5世纪左右，中国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人士喜爱的服装。克泰西亚斯在其《波斯史》一书中首次提到了赛里斯人，即产丝的中国人。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使古希腊人有了了解亚洲的机会。之后随着罗马的东进，希腊化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在地中海与中国之间流动。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张骞带回的“蒲陶”一词有学者认为来自希腊语，表示“一串蒲陶”。中国的丝绸、铁器、炼钢术经大宛、安息（帕提亚）传至东地中海各希腊化国家，甚至罗马。虽然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由于相距遥远，但是中希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接触、沟通与交汇。

——摘编自杨巨平《文明的流动：从希腊到中国》

材料三   近日，习近平主席复信雅典大学维尔维达基斯教授等希腊学者，祝贺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成立。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希腊文明影响深远。”他以“百花园”为喻强调：“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共同构成人类文明丽多彩的“百花园’。”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坚克难，也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两国建立中希文明互鉴中心，致力于推动中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史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