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赞扬中国君主的道德，他在转述雍正皇帝关于各地处理重罪案件，必须呈送皇帝御览，否则不得对人犯处以极刑的谕令时，发表了如下议论：“颁布这一敕令的理由有二。其一为：不得视人命如草芥。 其二为：君王对百姓须爱民如子。”伏尔泰对处于中国统治阶层的儒学文人也充满敬仰之情，“跟他们一道在北京生活，浸润在他们的文雅风尚和温和法律的气氛中，却比在果阿宗教裁判所陷身囹圄，最后穿着涂满硫磺、画着魔鬼的罪衣出狱，丧命在火刑架上，更妙得多”。对中国文明的高度赞美和对中国开明君主社会的向往使伏尔泰将中国奉为理性社会的圭臬。他系统地阐述中国的历史、法律、宗教、道德、科学、哲学和风俗等问题，竭力推广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他指出“由于它（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以侧击路易十四崇尚的专制和不明白什么是宽大、容忍的缺点。孟德斯鸠认真研究朱子学中的世界观、宇宙生成论及政治理论。在中国理学家所推崇的理性观中，孟德斯鸠看到的不是传教士所抨击的无神论，而是宋儒的法治的政治主张。他“从朱熹的‘法者，天下之理’和‘礼法，应与时宜之’思想中得到启示”，在传世之作《论法的精神》的第一章，就开篇明义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人也有自己的法。”……孟德斯鸠也从中国文化中获得创建其“三权分立”政治理论的思想灵感。他指出正因为没有“法”的精神，中国“在开国初的那三四个君主以后，继任的君主就成为腐化、奢侈、怠惰、淫逸的俘虏”；“人们曾经想让法律与专制主义并行，可是任何事情一旦与专制主义联系起来，就丧失了自身的力量。”

——摘编自郭丽娜、康波：《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中的中国思想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