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中，天主教会确立了其在精神和信仰方面的权威地位，而随着民族意识的强化，各地区都强烈要求教会民族化、世俗化。1517年马丁·路德写出《关于赎罪券的95条论纲》，在论纲中提出“信仰得救”理论，个人可以通过阅读《圣经》和上帝直接对话，个人理解是支配自身行为的唯一指南。《论纲》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支持。他坚持主张由国家掌握宗教领导权，得到部分诸侯和世俗统治者的认同。

——摘编自武寅主编《简明世界历史读本》

材料二：康德认为只要给民众以自由，启蒙便水到渠成。启蒙要求人们有勇气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便要求个人不再盲从于权威，要求个人敢于以学者的身份对一切听众或读者说话。在启蒙思想家看来，西方传统社会过分束缚了人的自由。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人生而自由，却处处受缚于锁链。”

——摘编自卢风著《启蒙之后》

材料一：牛顿革命的影响远远超出自然科学的范畴，事实上极大地改变了整个欧洲思想界的精神气候。由于牛顿证明了地上的力学也能应用于天上的星球，从而昭示了一种简单而又统一的自然规律的存在。既然自然界有一个统一的规律，那么人类社会也决不会例外。思想家们在牛顿革命启发、激励下进行了种种思考，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现代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

材料二：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目的是保护他们的一切自然权利。在这方面，自然状态有着许多缺陷……立法权是委托权力，只有人民才能通过组成立法机关和指定由谁来行使立法权。当人民发现立法机关的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方面仍然享有最高的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执行权和立法权往往是分立的，前者显然是受立法机关的统属并对立法机关负责的，而且立法机关可以随意加以调动和更换。

——摘编自（英）洛克《政府论（下篇）》

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