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君臣朝参制度，亦称“朝会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决策议事制度之一。《周礼·秋官·朝士》记录了天子的“三朝”之制，即进行朝参的地点有三个，但对“三朝”的具体位置、朝参的内容和时间以及朝参的官员范围等均无详细说明。汉初，汉高祖一度将秦代繁缛的朝参“仪法”全部废除，出现了“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现象。不久，高祖开始按儒生制定的“仪法”接受百官朝贺。《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东汉、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朝贺礼仪和“五日一听事”之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补充。根据唐代文献资料可知，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大体分为外朝听政、朔望朝参和常朝等三种不同形式，并不断发展变化。

——摘编自杨希义《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初探》

材料二   1302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因同教皇卜尼法八世发生冲突，首次召开三级会议，参加会议的三个等级分别是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市民代表），这标志着法国历史进入等级君主制阶段。三级会议开始只是等级代表会议，不是立法机关，它的职能是听取国王的决定；三级会议也不是常设机构，是应国王要求召开的，由国王决定开会的时间、地点、代表人数和选举方式。国王吸收三个等级的人士加入到国家决策里来，使国王决策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后来，三级会议在某些时刻也起到了限制王权的作用，比如太子查理在1357年11月到1358年2月就被迫同意以下条件：定期召开三级会议并听取治国意见；会议每年召开2-3次；征税必须得到三级会议的同意；三级会议有权任命国王的顾问；等等。

——摘编自吕俊《三级会议与法国封建制度的变迁》

材料   孟子征引孔子的说法：“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面对“天下恶乎定”这个问题，孟子说“定于一”。 墨子的政治梦想是“尚同”，建立一个层级鲜明、纪律严厉、绝对整齐划一、消灭个性和多样性的社会。老子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一”。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二贵”“夫妻持政”是祸乱的原因。

希腊人极为推崇城邦独立自治制度，小国寡民的城邦是他们所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国家形式……希腊人容忍并且享受分裂状态，因为在他们看来，过大的国家不利于公民民主的实行。城邦领土的过度扩张，便意味着公民集团的扩大，意味着公民与国家间关系的疏远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丧失。

——摘编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

材料一   19世纪中叶后，日本和中国都选择了变法图强，在清末立宪改革运动中，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诞生；其立法理念、制定过程等多方面都深受日本《明治宪法》的影响。清末立宪运动从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开始拉开序幕，1906年五大臣考察日本宪政，此时日本已经跃然成为东方帝国主义强国，被誉为“宪法之父”的伊藤淖文详细介绍了日本宪法的原则。考察大臣们归国后对立宪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反复阐述，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发表言论，强调日本立宪成功的意义以及模仿的必要性。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饮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

——摘编自柴松霞《〈钦定宪法大纲）模仿<明治宪法>的成效分祈》

材料二   任何国家的政治转型都必然处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17和18世纪，法国屡次在海外争夺中败给英国，一些先进人士开始寻求解决良策。不少法国革命领导人都游历过英国和美国，甚至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前，君主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这虽然增强了政府职能，但也隐藏许多危机。政府大兴土木，路易十六为了搜刮钱财重新召开了关闭很久的三级会议，这不仅得罪了第三等级，连特权阶级也得罪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法国政治转型经历了专制君主制、议会君主制、议会共和制、帝制、君主制、总统共和制、帝制以及议会共和制的漫长过程。

——摘编自卓健君《1789～1875年法国政治转型研究》

材料一   获得独立的北美人民在以开拓者的姿态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同时，又以主人翁的身份追求政治现代化，美国政治现代化由此起步。鉴于松散的邦联无法解决国内重大问题的实际， 1787年5月25日，55名代表聚集费城，就邦联条例的修改和联邦宪法的制定等问题展开讨论,并产生了联邦宪法。后来，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美国于1789年9月通过了10条宪法修正案，并将其作为联邦宪法的补充条款。联邦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巩固了北美人民在独立战争中争得的民主成果，构造了美国现代化的政治框架。

——摘编自吴海晶《美国政治现代化若干问题探析》

材料二   1871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是普鲁士势力的放大版。其早期政治现代化进程与英、 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到一战前夕，德国在经济上已成为欧洲第 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政治上却仍然是传统的容克贵族占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只是通过没有实权的帝国议会在参与意义上加入了统治阶级行列。总之，以普鲁士容克地主为代表 的传统统治阶级牢牢地控制着德国的政治生活。除了各种法律规定的特权外，他们还享有 许多实际特权,并在政治、行政、军事等领域占据领导职位。

——摘编自邢来顺《论德国政治现代化初期的“防御性”特征》

材料一   作为一种理论，“单一行政官”的概念始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里根政府的律师团队使用与总统职责有关的宪法语言，如第二条   “授予”、“宣誓”和“注意”条款，为“单一行政官”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总统在宪法第二条   中被“授予”行政权力，但没做限制。“宣誓”条款是有争议的，因为对于“单一行政官”概念的支持者来说，它为总统提供了通过决定是否执行法律来评估法律合宪性的能力；其次，总统作为唯一直接对投票公众负责的行政部门官员，必须“注意”对法律的忠实执行。里根革命的两条战线之一的法律战线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总统必须被允许在管理国家和发挥领导作用方面拥有强有力的力量”。

——摘编自高海龙《“单一行政官”理论与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

材料二   美国宪法在确定府会关系的法理基础时，特定的宪法技术处理为府会关系的制度变迁提供了特定的轨道。从宪法设计的技术角度来看，国会的权力是明示的和列举的权力，国会所应享有的每一权力条款都非常清晰。相反，宪法关于总统权力的规定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尤其是行政裁量权赋予总统权力以极大发展空间，仅仅模糊地说“合众国的行政权赋予总统”，至于行政权的确切涵义是什么，如何行使行政权，行政权的边界如何，宪法都未作详细说明。这一技术处理使得总统的责任极其广泛，与责任相关的权力如影随形。

——摘编自赵可金《现代总统制中的后现代总统一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及其制度制约》

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对欧洲社会有着双重意义。作为与旧秩序敌对的革命，它不仅仅是法国的，也是全欧洲的运动。法国大革命的普遍主义理念，既赋予了欧洲一种欧洲认同的意义，同时也将之剥夺了。拿破仑在1804年取得了法国皇帝头衔，而且对1789年理想的忠诚，也变成与对法国的忠诚联系在一起。拿破仑的欧洲是以莱茵河作为东部边界的罗马欧洲。取而代之的莱茵邦联，是西方与东方间的缓冲地带，有着自己的东方边界，也就是古老的日耳曼-斯拉夫边界。革命精神激发了新的疆域民族主义理念。然而直到甚晚之后，这些理念都仍未朝民族分离主义的方向发展，而是成为奠基于已建立之民族国家的欧洲秩序之基础。

——（英）杰拉德·德朗提《发明欧洲》

材料二     18世纪末美国政府确立了西部土地国有化原则，当时国有土地就已达全国土地总面积的75％。1824年起，国会内部，围绕“宅地法”的斗争激烈起来。1848年，争取实现“宅地法”为宗旨的“自由土地党”成立。1862年初国会表决“宅地法案”，参众两院都以压倒多数通过。1862年，法案颁布，规定：任何人只要交纳十美元手续费，就可以领取一块160英亩的土地。此后二十年间，外国移民达500多万，超过过去80余年的总和。它鼓舞着移民开垦出一块又一块的土地，建立一个又一个村镇，不停地向西挺进。

——摘编自张冬梅《美国＜宅地法＞产生的温床及颁布实施的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