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法英能够率先开始工业化；主要原因是从它们的传统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了推动工业化的因素……现代私有制与充分自由化的市场为经济增长开辟了广阔天地，但是现代经济生活的自由放任带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失控，这样市场上显示的生产过剩危机与发展中贫富差距增大，便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基本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导致本世纪初巨大的摆动即资本主义大危机，给所有国家都带来了强烈的影响.推动了对“古典”发展模式的修正。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

材料二   “生态缓解”这一概念，在波梅兰茨的用法中，指的是英国从新大陆获得大量土地密集的产品（如糠和棉花），从而缓解了英国自身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因为食品、燃料、纤维和建筑材料这四项必需品均要占用土地来生产，当纺织机械的革命新增加了对于棉花纤维的需求后，必然相应减少了食品、燃料和建筑材料所能占用的土地，从而提高了食品和燃料的价格。当食品和的价格高于工资后，纺织业的技术革新也无法使工业革命持续下去。因为此时晚多的土地和人力必须投入到四项必需品的生产中去。可见；孤立的技术革新无法形成持续的工业革命。美洲新大陆提供的“生态缓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

——摘编于崔之元《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

材料一   从11世纪开始，英国农业技术持续进步，但耕地数量有限，而人口却持续增长。……为了缴纳高昂的税收，大部分的农民开始出售更多的农产品以换得现金。这就打开了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贸易模式新局面，一些当时视之为奢侈品的货物，如香料、丝绸、水果、皮草和美酒等，也开始了长途贸易。同时，大量农奴逃往城市。一年零一天，是逃亡农奴进城后获取人身自由的时间标识，而“自由人”则是自治城市早期市民的正式称呼。经济的发展需要工商业者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城市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发源地。工商业活动也加深了对世俗生活和今生幸福的理解。

——摘编自齐爽《英国城市化发展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英国政府迫于各界的压力，实行了一系列对“城市病”的治理措施。英国政府在对空气污染的治理上，通过了一系列相关的法案。1843 年，议会就通过了炉灶排放、烟尘和控制蒸汽机的法案；1863 年议会又通过了《碱业法》，以减少在制碱过程中所产生的有毒气体。对于城市的住房问题，政府出台了四部《工人住房法》，要求英国政府机构为工人提供更多廉价的可租赁住房。在公共卫生方面，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了《公共卫生法》，开辟了国家监管公共卫生的制度。从 1848 年到 1854年,全国共成立了 182个地方卫生委员会，它们主要负责清理街道、排放污水等任务。同时，各个城市也颁布了地方法规，改变了垃圾处理、供排水等的方法。

——摘编自齐爽《英国城市化发展研究》

材料三   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政府基本上把城市基础设施视为自然垄断的福利性产品，主要采取政府投资运营的模式，即财政出资、公共管理部门经营管理。这一做法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建设项目成本高、工期长等问题。1979 年撒切尔政府上台以后，极力推崇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开始推行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通过改革，英国政府逐步减少对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不断扩大利用社会资本的规模，将市场机制运用到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各个环节。

——摘编自何建文《英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市场化改革的几点启示》

材料   世界制造业产出的地理分布表

——摘编自拉里·尼尔等主编《剑桥资本主义史——资本主义的传播》

材料一   英国、美国、与及大多西欧国家住房的有关资源与政策重点集中于低收入户，一般由最低收入的20%至50%住户不等。居民不论收入都享有居住在这些地区不单是存在于宪法的权利，而是有具体的法律条例阐述和保障，并有相应的行政部门执行及足够的经费支持。……至于中等及高收入户的住房需要，政府交由市场供应，只作出宏观的调控。管理的主体在政府，市场外还有社区及非营利组织。……这些非营利组织一方面较政府部门有效率，另一方面能够集结一定专业技术和管理知识，又容许居民作出近距离的监督和参与，可以较好的运作政府资助，切实的改善低收入户的居住情况。

——摘编自中国政府门户网站《低收入人士住房政策》

材料二   1949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公房公产统一管理的决定》，该决定赋予了城镇房屋公有的性质，房屋并无进入市场买卖、流通的可能，当时在新房屋的开发建设方面，只有国家统一投资这一渠道。……1979年我国以西安、南宁、柳州和梧州四个城市为试点，国家统一建设房屋，允许出售新建住房。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提出“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1982年政府为了鼓励公民购买公房，推出了新的措施——国家、单位和职工按“三三制”原则承担购房费用。

——摘编自艾其茂《新中国六十年城镇居民住房保障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中世纪的英国，仲裁在各类商业活动及其他纠纷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1563年英国《劳工法令》规定，治安法官或地方官员可通过调解、仲裁或诉讼审理等手段来解决劳资纠纷。1698年，英国颁布第一部《仲裁法》。1854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包含大量仲裁条款的《普通法程序法案》。19世纪之后，劳资争议发生后，一般是双方各自指定数目相等的仲裁人组成仲裁委员会来解决纠纷。当这些争议通过仲裁成功化解，或当争议无法化解而导致劳资冲突爆发时，仲裁委员会的使命就宣告结束。詹姆斯·杰斐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仲裁并不能成功地消除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力鸿沟，相反却加剧了权力的不对称性。”

——摘编自刘金源《近代英国劳资争议仲裁制的兴起》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了重塑政府的改革运动，将一些公共服务重新下放或返还给公民社会组织。莱斯特·萨拉蒙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次‘全球结社革命’，即在市场和国家的领域之外有组织的公民行动在蓬勃兴起。”法国公民社会组织在1987年就建立了54000个，而20世纪60年代每年只成立11000个。据最新估计，英国有公民社会组织275000个，其收入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5%。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联合调查显示，73%的公民社会组织有政策倡导行为，59%的公民社会组织开展过游说活动。

——摘编自齐久恒《近代西方公民社会组织的历史嬗变——基于四个阶段实践特征的镜像透视》

材料一：他们虐待我们，不仅剥夺了我们应有的权力，而且使我们对公共事务一无所知。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在的地区掌管自己的内部事务，那么我们一定也会享有个人的威望。美洲人不准生产西班牙国王所垄断的产品，不准建立西班牙本身所没有的工厂，连生活必需品的贸易都被西班牙人专门控制。在美洲各省之间设置了种种障碍，使省与省之间互不接触、不了解、不往来。我们的地只准种植蓝靛、谷物、咖啡、甘蔗、可可和棉花。

——摘编自西蒙·玻利瓦尔《牙买加来信》

材料二：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英、印、中在贸易上出现了一种三角关系。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英间的茶叶贸易。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在印度输往中国的货物中，鸦片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重要的东西。鸦片在中国有很好的销路，保证了英国有足够的白银购买中国茶叶，而中国由茶叶所得外汇又全部流进了印度以购买鸦片。鸦片产量提高后，原先准备输入中国的印度棉花大量运至英国。

——摘编自仲伟民《经济全球化与 19 世纪的中国》

材料三：从2013年到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04 万亿美元增至1.34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000 亿美元，年均增长4.4%。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有100 个成员。2019 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达成6大类283项务实成果。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先后与150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3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世界提供透明、公平的发展机会。

——摘编自新华社《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