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体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改革开放后、现行宪法、地方组织法、全国人大组织法等法律对国家立法体制作了相应的规定。其中，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1979年地方组织法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1986年地方组织法赋予了省会城市和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分层次的立法体制逐渐形成。
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立法法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确立了立法基本原则，构建了立法权限基本框架，规定了立法具体程序以及立法的监督。
根据人大代表的认真审议和热烈讨论，2023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这是立法法继2015年后第二次修正。这次修正完善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合宪性审查制度、地方立法权限与机制、监察立法和立法体制机制。
——摘编自汪娟《立法法修改的历史沿革、主要内容和地方立法工作建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立法法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立法法发展的意义。
材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经济、金融工作，领导革命政权发行了一系列货币，这些货币被称为“红色货币”。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浙江萧山，湖南衡山、刘阳、醴陵，湖北黄冈、麻城等地的农民协会纷纷开办了自己的金融机构，如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浏阳金刚公有财产保管处等，用以发行流通券或纸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建立财政金融机构并发行货币。这些货币往往印制质量较差，材质多样。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成立，同年7月开始发行纸币，面值有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壹圆共五种，实行银本位制，纸币与银元等值兑换。另外还发行了壹分、伍分铜币及贰角银币。国家银行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改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10月，西北分行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
——摘编自马静《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中国钱币博物馆视频讲解文案）
(1)根据材料．指出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货币”发行的异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行“红色货币”的共同目的：
材料一 湘鄂赣地区在民国时期是较为富庶之地，矿业、纸业是平江的主要工业，浏阳出产鞭炮、夏布等大宗商品，工商业较为发达。国民政府的围剿和掠夺，破坏了生产，激化了社会矛盾；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给受压迫阶级带来了新的希望。从1929年冬至1931年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先后设立省县区各级苏区红色银行，发行了几种版别的银币和五十多种苏区纸币。苏维埃政府发布《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为创办工农银行颁发的布告》和《敬告群众书》，向群众广泛宣传并进行政治动员。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改革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摘编自《红色金融史：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将各解放区的地方银行整合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在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体系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建立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合作银行等国有专业银行。人民政府还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保险机构，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中国成立后，私营银钱业倒闭成风，人民政府推动其走向联营、合营，向公私合营转变。在农村，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了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的工作方针。首先建立信用互助小组，再由互助小组逐步发展到信用社。到1956年，一乡设立一个信用社，实现了农村信用合作化。
——摘编自赵学军《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与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开展金融改革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初期金融改革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作用。
材料 罗马法复兴运动，通常指12~16世纪欧洲各国兴起的罗马法研究风潮，对近代欧洲影响深远。意大利凭借优越的经济与地理条件，成为罗马法复兴的绝佳之地。在该运动中，人文主义法学派应运而生。他们回溯历史，如洛伦佐·伐拉追溯法律制度、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要求回到原始的罗马法文献，主张恢复经典文本的原貌，通过考察原作探讨罗马法对当时社会的用途。人文主义法学派承认地方习俗，具有民族意识，这促使当时社会进行习惯法的研究，例如法学家杜莫林编纂了《巴黎习惯法》。该学派还认为，法律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引进了当时所能掌握的哲学、文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各种科学方法，为法律成为一门科学奠定了基础。在人文主义法学家的努力下，之前长期沿用的《学说汇纂》这种相对松散、碎片化的模式逐渐体系化，法律的研究形成了一种相互关联的综合性体系。
——摘编自何勤华、祝檀吉《罗马法复兴与欧洲法律教育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意大利成为罗马法复兴绝佳之地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人文主义法学派的特点。
材料一 汉立国之初，匈奴凭借兵强马壮，多次南侵扰边，给西汉造成严重威胁。为了宁边固界，刘邦采纳大臣建议，与匈奴“和亲”。惠帝、文帝、景帝承袭前制，继续推行与匈奴“和亲”政策，使汉匈休战得以维持60余年。李唐王朝带有鲜卑族血统，“夷夏之别”的观念相对淡薄，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多数较为主动而开放。“和亲”多出于建立友好互信、发展双边关系的需要，拓土开疆为主要目的。寰宇四邻、目及四海，可谓“四面出击”，涉及吐谷浑、突厥、吐蕃等九个少数民族，最远伸及中亚锡尔河中游的宁远国，和亲规模远超前代。
——摘编自唐建兵《汉唐“和亲”政策之比较》
材料二 清代的满蒙联姻是五代以后次数最多、范围最广的和亲。满蒙联姻从一开始即有一个明确目的：与对方结成政治性联盟，进而将蒙古造成一支清朝在政治斗争中可以直接借助的力量。早在努尔哈赤时代，努尔哈赤曾先后数次与科尔沁和喀尔喀五部贝勒举行盟誓，反复重申要“相与盟好，合谋并力”对付明王朝及察哈尔。入关以后，满洲贵族和蒙古王公之间更是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君臣身份的政治结盟关系，蒙古王公地位的升降，爵号的封削，联姻关系是连续发展还是就此中止等等，无一不以王公额附对清廷效忠的程度为转移。
——崔明德、林恩显《论中国古代和亲的类型、特点及其它》
(1)阅读材料一，指出唐初“和亲”与汉初“和亲”的异同。结合唐代的背景，说明差异的原因。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清朝为何重视满蒙联姻。
材料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已遭到破坏，但征税时，只凭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户口削减，按丁收税已无法实行。由于战祸，到处向人民征收赋税，逼迫催促索求，也没有固定标准，官吏巧立名目，随意增加赋税，新旧税接连不断，没有限度。百姓因不堪忍受而大多逃亡为浮户，留在本地的百无四五。建中元年（780），杨炎向德宗建议并实行了“两税法”。“凡百役之费，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朝实行两税法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朝两税法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中国向来有基层自治的传统。古代社会自郡县制以来，政权只设到县一级，社会基层长期维持"乡绅自治"。这种治理格局概括为"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自秦以降，地主和农民都成为统一的"编户齐民"，家户成了主要生产单位，农民和政府的主要联系就是税收，所谓"纳完粮，自在王"。中国传统基层自治的存续，得益于既是社会经济单位、又是政治责任单位的家户制度和儒家意识形态的教化。
——摘编自任杰、郁建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
材料二：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成了自主经营的主体，农民自主空间都得到空前释放，村民自治制度在这一背景下发端于中国农村自发的民主实践。1980年，广西宜州合寨村出于社会治安管理的迫切需要，农民自发组建了一种全新的治理共同体--村民委员会。这一做法迅速受到中央肯定。1982年，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身份被写入宪法，成为国家根本大法规定的正式制度。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标志着我国以村民权利为本位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正式建立。
——摘编自任杰、郁建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古代中国的基层治理和改革开放后中国基层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后基层治理发展的背景，并分析其实践的重大意义。
材料一甲午战争后，中国糖业由盛转衰，清政府着意扶植糖业发展，同洋糖进行抗争。1898年，户部建议江西等“种蔗之地，广植丰收，购机制造，则岁增之利无算”。1909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派人赴日本考察新法制糖，预备回国后正式成立公司，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罢。1929年，中国企业家发起国糖保护运动，国民政府给予这些企业家经营特权，并修改关税，保护原料糖进口。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国力不济等原因，中国糖业发展始终成效甚微。
——摘编自赵国壮：《东亚糖业史研究》
材料二江户幕府初期，日本多次派使节到中国学习制糖技术。明治初年，又从福建引入优良甘蔗品种。1895年，日本侵占中国的糖品生产基地台湾，以之为基础，加快制糖业发展。1906年，政府设立负责糖业调查、补助等事宜的糖业改良事务局。日本糖品产量增长了3倍以上。与此同时，日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
——摘编自（日）社团法人糖业协会：《近代日本糖业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日两国糖业发展途径的相同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日两国糖业发展的不同结局及其启示。
材料一唐代秉承历史传统，承袭了“恩威并施，羁縻治之”的治理政策，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政治制度——羁縻府州制。唐朝的羁縻制度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在唐朝军事力量笼罩之下的地区设立的羁縻州、县，其长官由部族首领世袭，内部事务自治，并进行象征性的进贡，但要忠于中原政府、不得吞并其他羁縻单位和内地州县，以及按照要求提供军队等，实际上中原政权将其视为领土的一部分，文书用“敕”；第二种是所谓的内属国，如疏勒、南诏、契丹等，一般封为都督或郡王，有自己的领土范围，但是其首领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中原政府的册封，不能自主，中原政权将其视为臣下，文书用“皇帝问”；第三种是所谓的“敌国”和“绝域之国”，如吐蕃、回纥、日本等，虽然可能亦有册封，然多为对现实情况的追认，其首领的统治合法性并不依赖中原政权的册封，中原政权的文书多用“皇帝敬问”。
——摘编自李振中《初唐夷夏观、藩属观、天下观与极盛疆域的形成关系论略》
材料二 下表1989～2018 年 30 年边疆研究高频关键词统计
| 聚类主题词 | 高频关键词 |
| 边疆重点地区 | 新疆、清代新疆、新疆建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云南省、云南边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西藏、拉萨、日光城、噶厦政府、达赖喇嘛、十三世达赖喇嘛、蒙古、内蒙古、蒙古地区、黑龙江、黑龙江流域、黑龙江省、广西、海南岛、海南 |
| 边疆关注时段 | 清朝（清代、清朝、乾隆、清政府、清代前期、清廷、明清时期、康熙帝、雍正帝、乾隆朝）、明代（嘉靖、万历、明初、明廷、朱元璋）、唐朝（唐代、唐王朝、唐前期、隋唐时期）、元（元代、成吉思汗）、汉（秦汉、西汉、西汉王朝、汉武帝、两汉、东汉） |
| 边疆治理 | 边疆治理、边疆政策、治理、边疆教育、对策、边疆问题、改土归流、宗藩关系、治边思想、屯田（制）、经略、土司制度、伊犁将军、驻藏大臣、社会治理、国家治理、政策、理藩院、羁縻州府、西藏地方政府、安西四镇、策略、黑龙江将军、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卫所、天下观 |
——改编自朱尖《中国边疆研究学术热点、特征与边疆内涵认知》
材料三在清朝的前 150 年，领土较明帝国增加了一倍多，并大部分遗留给 20 世纪的后继者，被视为今日中国的疆域。中国自身历史的一些产物，被积极地移植到边疆地域，而作为文明人类社会的典范。
——摘编自（加）卜正民等《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唐王朝实施羁縻政策的特点及其意义。
(2)指出材料二中边疆研究最突出关注的地区，说明关注该问题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3)分析材料二、三，结合所学说明清朝在边疆治理上的贡献。
材料 1904年,商部开始劝办商会,此后商会数量不断增加。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引导下,商会是被动充当现代化动力的。1914年全国各商会代表在上海召开大会,宣告全国商联会成立,资产阶级走到了国家政府的前面。他们不仅大力从事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工商实业活动,而且积极参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活动。因此,这一时期便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摘编自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商会兴起的国内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比较商联会成立前后资产阶级作为“现代化动力”的不同状态。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导致状态发生变化的国内外政治局势。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商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