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在近半个世纪的艰难探索中，希望模仿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一个多党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果以失败告终。当时普遍存在臣民思想的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拥有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所属的知识分子数量极少，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坚定。经历多次革命失败后，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孙中山带来了新的选择方向，孙中山逝世后，作为实际继承者的蒋介石完全不愿施宪法之治，转而行独裁之道，国民党也完全背离建党初衷，最终失去了执政权。实践证明，中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先进政党的领导，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摘编自宫捷《近代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历史探索与反思》

材料二   西方民主观认为，通过自由选举实现轮流上台执政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这是西方政府和学者所夸耀的西方政党政治的优点，然而这更像是西方美化的结果。实际上长期以来，多数西方国家政权始终掌握在一两个政党或政党集团手中。例如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联盟和人民党联盟垄断了国家政局，两大政党联盟的议席数之和超过全部议席的2/3。西方民主观还认为，反对党的存在是西方政党政治健康的标志，是捍卫民主、防止独裁的必要手段。但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政党就开始出现政治合谋，政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越来越明显，为了提高选举获胜的机会，政党之间结成联盟越来越普遍，有原则、建设性的反对党明显减少。

——摘编自向文华《被美化的西方政党政治》

材料一   从全球视域看，中国政党是伴随着新生的强势的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中国传统的衰落的农耕文明进行野蛮入侵和残酷解构之过程出现的。19世纪以来，以英美两国为样本的政党政治思想伴随着西方国家海外殖民地的开拓播向东方……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同盟会和其他早期政党的诞生，其后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新文化运动猛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影响下创建的。

——摘编自廖皇珠《百年来中国政党政治演变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二   2018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从历史上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萌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在中国革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萌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形成的。它的萌生与确立，与当时蒋介石独裁国民党一党专政、打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有关；与各民主党派当时所坚持的“中间路线”或“西式”议会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救中国有关；更与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采取顺应国情与时代发展的政治路线、建立和发展多党合作关系有关。

——摘编自许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由来与价值贡献》

材料一   根据地政权建立之后，各级政府都把改造与健全村政权、提高村政权的效能与村干部的质量作为不断完善根据地政权的重要环节，例如，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强调要掌握组织（村政权的群众基础，组织、民主制度等之健全）、掌握干部（村干部之审查、考核、训练、奖惩）及检查村政权对各种政策法令之执行情况。各根据地先后按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进行了选举，如晋冀鲁边区临时参议会议员134人，共产党员只有46人，占34.6%；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中，国民党员占3/10，而共产党员只占1/10；晋西北行署共产党员只占33，8%，而党外人士占66.2%。从1941年开始，大部分根据地都先后进行了机构精简，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机关从35个减少至22个，专署及政府内部机构从原来的8个减至4个，边区共裁并机关及科室计100个。通过各级参议会，对各级行政、司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实行监督；选民对各级行政和司法部门负责人直接监督。

——摘编自孙树青李丽斌《论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建立与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崭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框架，确立了以宪法为根本大法的法律体系和法制框架，形成了以党治国、党政统一的政治体制模式。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进一步肯定、确认了便于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79年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1954年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从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到1958年，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从制定到全面形成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推广的时期。

——摘编自何苑《试析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与历史经验》

材料一   中国古代历朝对边疆和微外通常慎用刀兵，处理与边疆“蛮夷”微外邻邦的争端时，大多是采取守势，用兵以自卫及防范性质者居多。我国南北方地缘政治长期存在差异，从秦至宋，中原王朝承受游牧势力经常南下骚扰的压力，遂把治边的重点放在北方，对南部边陲相对忽视，至元明清时期才略有变化。对于边疆“蛮夷”与微外势力，统治者主张“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在此基础上推行和亲、朝贡封赏与建立宗藩关系等制度，其主要体现在笼络、赏赐以及华夏文化的传播与浸润方面，向腹地以外的地区积极传播文化和影响，由此形成治边的文化软实力。中原王朝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进而施行以注重全局与长远利益为特色的远交近攻方略，施行的重点自元代起发生变化，从此前普遍施用于广义上的“蛮夷”，而改变为更重视经营边疆地区。

——摘编自方铁《论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

材料二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晚清政府已经逐渐改变了把西方国家以及周边藩属国和少数民族看作“夷”“蛮”的传统华夷观念，传统防边治边理念出现了新的变化。“守在四夷”思想在地域范围上有了改变，由主要针对边疆“边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延伸到“边外”地区。其目标已经主要不是通过各种措施防止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威胁，而是以周边国家为基础，建立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屏障。在防御态势方面，进入“中外之防”后，晚清政府改变了古代“重内虚外”、重边政轻边防的边防方针和做法，其突出表现就是清廷内部在1874年爆发的历时半年的海防、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1875年5月，清廷在上谕中为这次争论做了总结，一是肯定了“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二是明令左宗棠“通盘筹划，以固塞防”，并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摘编自吴智刚《地缘政治危机与晚清政府边防理念的转变》

材料一 《临时约法》采取责任内阁制的原因并不难解释, 清末预备立宪期间,责任内阁制曾经是议论的大题目,朝野上下,无论对于立宪持何种态度,对于立宪体制下要实行责任内阁制是没有疑议的,辛亥革命和清末立宪在时间顺序上虽然前后有分,但清末立宪的影响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就消失得一干二净。在清末立宪期间,立宪派所广泛宣传的君主立宪制度下实行责任内阁制,君主不负责任,内阁首相负政治责任,对于当时所有政治开化的人们来说,记忆犹新。且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的事实就在眼前,人们对责任内阁制比总统制相对而言要熟悉得多,因此采纳责任内阁制也是很自然的。

——摘编自刘笃才《<临时约法 >“因人立法“说辩正》

材料二 1787年9月各州代表完成制宪工作,开始寻求各州代表会议的最后批准,费域制宪会议后的一年,各州就是否批准新宪法展开了激烈的全国性的公共大论辩,在这场旷曰持久的大辩论中,看到了美国植根于文化基因中的民主精神,制宪会议拟就的宪法草案以及此后的公共辩论,直至新宪法的最终通过,都是双方博弈的结果,在反联邦党人看来, 赋予合众国总统如此大的权力,实在是危险之举。联邦党人则指出了邦联和州政府因无能而造成的缺陷,美国需要一个独立的、有执行力的总统去实施联邦法律,执行对外政策。 同时总统权力是受到各种形式的内在的或外在的限制和制约的。

——摘编自肖龙《美国总统制的历史起源——基于1787年宪法的辩论》

材料一   1906年，孙中山在为同盟会制定的革命方略中对于议会政治作了具体的设计：“凡为国民皆平等，皆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此外，孙中山还提出了“五权宪法”以作为议会政治的补充。在“五权宪法”中，孙中山主张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再加上监察权和考试权，而监察权本为议会之权，孙中山将其分立出来，其目的在于避免议会专制，以实现行政独立。

——摘编自潘景林《晚清议会政治思潮的进步意义及局限性》

材料二   西方国家议会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各有一些特有的东西。在国家政权体系中，西方国家议会是法定的立法机关，独立行使国家立法权；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是国家政权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在与政党的关系上，西方国家的议会是各政党取得执政地位的必经途径，是各政党争权夺利的场所；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机关，是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的法定渠道。在组织运行上，西方国家议会贯彻以权力分立为基础的均衡制约原则；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则实行以权力统一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摘编自李秋生《正确认识西方国家议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