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孟子》中讲：“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 一正君而国定矣。”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荀子》说 ：“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材料二
《唐律疏议》规定“五刑”即笞、杖、徒、流、死。笞者，击也，又训为耻。徒者，奴也，盖奴辱之。规定的十大恶行，不孝为其中之一，责骂父母者以谋杀论处，父母身故密不举哀的判处流刑；唐太宗作《帝范》，可视为帝王之家的家训，唐朝有很多士人编撰家训，如王方庆作《王氏训诫》，柳玭作《戒子孙》等，家训重“忠孝”教育；《新唐书·柳公绰传》中说“家法备，然后可以言养人”；宰相崔祐甫曾云：“能君之德，靖人于教化，教化之兴，始于家庭，延于邦国，事之体大。” |
宋朝编的《宋刑统》条目与《唐律疏议》基本相同，《天圣令》以唐令为蓝本。朱熹的《家礼》和《小学》成为家庭和幼童的行为规范。《吕氏乡约》是儒学士人教化乡里的范本。 |
明朝制定《大明律》，以唐律为蓝本，司法重视“例”，修订《问刑条例》；乡约宣讲朱元璋的“六谕”，用《大明律》来解释“六谕”；清朝沿袭明律，制定《大清律例》，乡约也延续明朝模式。 |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简述唐朝至清朝前期法律与教化的演进，并谈谈你的看法。
| A．旨在维护宗法等级原则 | B．体现了儒家的仁政色彩 |
| C．协调了礼法之间的矛盾 | D．保障了平民百姓的利益 |
材料一 从《周礼大司徒》的记载来看，西周时已相当重视人口生养了，所谓“保息六政”中，第一条就是“慈幼”。自春秋战国以来，充足的人口不光是一个文明延续的根本，更是国家赋税徭役与战争实力的保障，因而历代王朝基本都继承了西周鼓励生育的政策，《国语越语》就记录，“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对违反计生对象的处罚也很严厉，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要缴五倍人头税。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初，便发布了《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加强生育风气的引导，动员富人赞助无法娶亲的穷人，将生育的好坏、鳏寡人口的数量，作为地方官员的政绩指标，进行考核；提倡“男子娶寡妇、寡妇再改嫁”这样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体面、女子“从一而终”的旧观念。
——摘编自《贞观元年婚姻诏令考释》等
材料二 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就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严重问题，中国传统时代的人口观出现了变化。宋代人口总数峰值达到8000余万，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家马端临认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提出了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
到了清末，人口膨胀到4亿之众，社会弊病丛生，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就把太平天国的爆发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人多”，并提出了一系列极端的、违背情理的人口控制措施，如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严再嫁之律，立童贞女院等。
——摘编自《文献通考》《汪士铎人口思想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人口生育政策的特征并分析其价值。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以来学者人口观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述材料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以下是关于奉律“刑弃灰道”在不同时期的记载
| 时期 | 内容 | 出处 |
| 西汉 | 刑弃灰于道者 |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 |
| 东汉 | 弃灰于道者黥 | 班固《汉书.五行志》 |
| 宋 | 弃灰于道则诛 | 《宋文选》卷二十李邦直文 |
备注：（黥【qing】刑，在脸上上记号或文字并涂上墨）
材料二 出土资料表明秦律的设立主要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有非常强的针对性。秦律虽严密，但并非不合理，因此就不能再用残暴来形容秦律，对于已经被符号化的“刑弃灰于道”也要重新考察。
——摘编自朱金才《“刑弃灰于道”新论一秦朝灭亡原因再考察》
材料三
| 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马驹遇之辄死。 | 张燧《千百年眼》 |
| 田家之灰是一项肥壅（肥料），商鞅刑及弃灰，秦之农事所以。 | 张履祥：《补农书》卷下 |
| “鬼……入人宫……以灰渍之，则不来矣 | 《睡虎地秦简·日书》 |
(2)归纳材料二的观点。结合材料三为材料二的观点寻找依据。
(3)综合上述材料，你认为影响历史解释的因素有哪些？
材料中华民族有着既重礼仪又重法治的深厚历史传统。中国社会的传统观点恰恰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在逻辑上是一对互为补充、在总体上联合成为一个体系的关系。德与法互为存的关系源远流长”。自夏王朝起,即将礼与法相结合,并且凭借礼的精神统治力量强化法的镇压职能,依靠法的强制力推行礼的规范。这种法治影响了中国社会数千年之久。就是在中世纪中后期的欧洲,阿奎那所主张的自然法观点也仍然是与法律、宗教紧密结合在起的,这一时期的法律必然会主张以道德规范的尊严为主要内容。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坚持从国家立场出发,也强调了道德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在18世纪以前,在处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时,道德同样也是与法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顾华洋《论西方传统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误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律与中世纪西欧法律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法律与中世纪西欧法律各自特征的原因。
| A．口供作为证据的价值已丧失 | B．物证是定罪量刑的唯一依据 |
| C．涉案人员权利得到充分保护 | D．司法制度在实践中发展完善 |
材料一 对于早期中国家庭来说，继承户主之位的人承担着祭祀权、政治权和财产权。祭祀权力的取得标志着该人取得家长之位，以保证血缘传承的连续性。在早期中国，平民有权获得田宅，但大部分民众没有财产继承，继承权丧失了现实意义；只有贵族阶层真正享有法定继承的权利。秦汉时期的法律规定，订立遗嘱要在官府登记，如果是临终书面遗嘱，需要聘请见证人和家属到现场。秦汉时期的继承行为，可以发生在父母健在之时；父母逝世后，再进行家庭财产分配。
材料二 早期罗马家庭财产以家族为单位，如果一家之主亡故，按照法律规定，家庭财产的所有权不会随之进行转移或灭失，仍然由该家族进行保有，以保证家族延绵。《十二铜表法》颁布后，罗马采用会前遗嘱与战前遗嘱两种形式进行继承。战前遗嘱不适用于和平时期，而会前遗嘱的订立对象仅限于贵族。由于平民的财产数量不多，因此平民不重视家庭祭祀与遗嘱订立。罗马法对于财产继承的规定极为系统和规范，比如对于遗嘱的订立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有一定数量和身份的见证人，完成特定的程序，遗嘱才能成立，继承开始的时间是从遗嘱人死亡之时。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砚文《秦汉与古罗马财产继承制度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继承制度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代罗马在继承权方面的异同。
材料：古代中国追求和睦友好，向往“无讼”社会。首次明确提出“无讼”的是孔子。老子“无为”在诉讼上即归于“使民不争”。法家重刑，根本是为“无刑”也即“无讼”。“秦汉以降，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讼原则”。至两宋调处制度化，明清则臻于完备。“明德息讼”官吏才会赢得好口碑，得到统治者赞赏。教化不成的兴讼之人、诉讼参与人，包括证人等均会被视为“待罪之身”。明代建构了双重调解程序：先民间调解，民间调解不能解决时再行诉讼，里老调处是民事诉讼的法定必经程序；即便进入诉讼程序，司法官也优先调解。清代州县诉讼内调解具强制性，当事双方需“遵命和息”。清代还存在委托调解制度，即州县接到诉状，认为事微不值或事关亲族关系不便公开传讯，则将诉状转达乡保、族长调处。又因民事纠纷多发于乡里，乡保易闻真实，这种“半官方”的乡保调解，不但极常见且十分有效于纠纷解决。当然官府也必然同时严密监控和管理。
——摘编自张嘉军《古代中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初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推动我国古代民事调解机制形成发展的原因。
（2）请从“古为今用”出发，评价我国古代民事调解机制的当代价值。
材料1901年内外交困的清廷不得不下诏变法，年已花甲的沈家本临危受命修订旧律，针对当时盲目崇外与排外的两种法律心态，他秉着“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谓之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谓之愚”的观念，历经十余年最终推动《大清新刑律》颁布。该法典废除了传统的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恶法；大量删减传统律例的死罪条款，将死刑的执行方式由公开执行改为在专门场所执行；打破旧有的法律差别，积极推进男女同罚、满汉一致与身份平等。虽然从大端而言，这仍是一部旧式的刑法，但正是这部过渡时期的法典的制定意味着传统法制创新的开始。
——摘编自陈新宇《沈家本：中国近代具体法治的践行者》
（1）根据材料，概括沈家本修订旧律的基本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政府修订旧律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沈家本在法治方面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