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法结合、出礼入刑构成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和中华法文化的最主要特征，其形成是以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运动为背景，通过引礼入法的方式实现。引礼入法的历史过程对中华法系自身性格的塑造具有决定性影响，故不乏积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值得强调的是，儒、法两家在追求和维系等级政治乃至纲常伦理秩序方面并无本质的差异。儒、法之争主要体现在手段和策略不同而已，及至“德主刑辅”、礼法并用思想被奉为一尊，两家即和衷共济了。

——选自《引礼入法奠定中华法系基石》

材料二   法律始终把它的作者的世界图景包含在抽象的形式中，而每一历史的世界图景都包含一种政治——经济的倾向，这种倾向依据的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所想的事物，却依据的是事实上掌握政权并因之掌握立法的阶级所实际打算造成的事物。每一种法律都是由一个阶级以大多数的名义建立起来的。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

材料三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点

材料   春秋时期，贵族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利于贵族随意处置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郑国子产根据已有刑法重新编订了三种刑法，在公元前536年“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社会公布；让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法会得到怎样的处罚。结果，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犯罪案件减少了。

公元前452-前450年，在平民保民官的强烈要求下，古罗马先后编订出十二个法表，镌刻在青铜牌上，公布于罗马广场，即《十二铜表法》。该法包括民法、刑法和诉讼程序，基本上是过去未成文的习惯法的汇编。在后世的岁月中，它虽经多次修订，但始终是古罗马的基本法。

材料   中国古代的人际关系主要表现为家族成员及邻里间的关系，而调整这种关系的规范人们多以“礼”称之。有学者认为，全面多样的礼就是中国最早的民事法。《礼记》记载：“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细微处）。使民日徙善而远罪（使天下百姓日益趋向善良远离罪恶）而不自知也。”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

——摘编自马小红《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法”智慧》

材料一   《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人知守礼，自不非为。非为不作，刑法何拘？

——颜钧《颜钧集》卷5《箴言六章》

材料二   13世纪，英国通过《大宪章》。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美国等很多国家在学习英国法律基础上制定了本国法律，构成了“英美法系”。1804年，拿破仑签署法令，颁布了《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继承了罗马法传统，很快推广到欧洲各地，形成了“大陆法系”。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卷》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节选

材料一   中华法制文明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夏商周时期，统治者已使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秦汉时期，律成为统一法典的主要形式。西汉时期形成的汉律，沿用近400年。隋初，《开皇律》废除了前代刑罚中的鞭刑、枭首等“苛惨之法”。在继承汉魏以来法制经验基础上，唐高宗永徽年间撰成《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它明确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思想，规定刑罚定罪，不以小过而滥行诛杀，其用刑在教人以善；法律体系包括律、令、格、式，内容涉及职制、户婚、贼盗、斗讼等各方面，而对涉及民间田土钱债的民事行为视为细事。唐之后，历代律典多以唐律为蓝本。中华法系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

——摘编自夏锦文《中华法制文明具有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等

材料二   1902年，清廷设立修订法律馆，着手编纂近代法典。从1904年至1911年，在沈家本等人的主持下，以“折中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代相沿之礼教民情”为宗旨，初步制定了数十部法律文本，包括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商法等多部法律。刑律的修订，抛弃了旧律“诸法合体”的编纂形式，采用了一些近代西方的刑罚原则、刑法制度和理论，如正当防卫、罪刑法定、缓刑制度。其中对于犯“十恶”等罪的规定仍被保留下来。同时，清政府开始法政官制的改革，规定大理院“专掌审判”，不受行政衙门干涉。1902年开始的修律与司法改革，遭到不少礼教派官员的强烈反对，最终在革命的枪声中被终止。

——摘编自严泉《晚清中国——告别“万历十五年”式的传统儒家道德治国》

材料三   中世纪早期，西欧社会的法律体系主要以日耳曼人的习惯法为主，5—9世纪时出现了一系列成文的日耳曼法典。但是，日耳曼法典实行属人主义原则，它只适用于日耳曼人。到12世纪时，随着教会势力的发展和教会法体系的建立，教会法在西欧社会中有着巨大影响。然而，从世纪开始，西欧的经济复兴和城市的兴起，加速了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此时，日耳曼法和宗教法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纠纷和众多的社会问题，已渐渐显得无能为力了。11世纪末，查士丁尼主持编订的《学说汇纂》原稿在意大利被发现，波伦那大学教师伊纳留斯便致力于对其进行注释和讲授，大大推动了罗马法的复兴。13世纪后半叶产生了评论法学派，他们把罗马法的原则运用到现实各种社会关系中，把古代罗马法转化为现实的法律。

——摘编自庄锡昌《西方文化史》

材料一   魏晋时期，律令儒家化是最重要的变化，法律以亲属之间的尊卑亲疏作为量刑的重要原则之一。唐高宗永徽年间修订颁布《永徽律》,之后又对律文逐条解释，撰成《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议》。

——摘编自选必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二   近代法国的民法典将罗马法作为基础编纂范式，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民法典。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封建领主制经济正在严重阻碍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私有制的发展，亟需一部民法典来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保护。……几任革命政府为铲除旧体制，都以制定统一民法典为政治追求。法学家康巴塞雷斯三次临危受命，提出民法典草案，均在议会审议中宣告流产。直至1799年，在拿破仑的支持下，执业律师雅克米诺发布了民法典草案，成为正式立法的先声。此后，由马尔维尔等法学精英组成“四人委员会”,经过四年的起草工作，终于完成了民法典的编纂。

——摘编自张亮《世界史中的民法典与新中国民法典的编撰历程》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编纂民法典基本历程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基的几个问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律最早成文于春秋时期，确立于秦，成熟于隋唐，形成了中华法系。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在司法实践中却也广泛援引唐律。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时人称之为“《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人知守礼，自不非为。非为不作，刑法何拘?”清朝法典沿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了《大清律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13世纪，英国通过《大宪章》，确立了法律至上和王权有限的原则。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美国等很多国家在学习英国法律基础上制定了本国法律，构成了“英美法系”。1804年，拿破仑签署法令，颁布了《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继承了罗马法传统，很快推广到欧洲各地，形成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以下共性：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司法实践中坚持程序公正和无罪推定。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