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观与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息息相关，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材料一   美国建国初期，为了整合社会、巩固新生政权，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白人文化成为民族同质化的建构基础。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进运动步伐的加快，东南亚百万移民冲击了美国的白人文化，美国的熔炉（民族同化）政策应运而生。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维护移民的权利也成为美国吸引和稳定外来移民、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主张不同价值观的共存、把少数族裔的生活方式看成是合法的多元文化主义也由此产生。现今美国的印第安人虽有保留地制度，但其自治权仍得不到有效保障，贫困率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美国主流社会对印第安文化的压制和同化思想根深蒂固，少数族裔在经济上不能同工同酬，政治上待遇不平等，在工作、移民、教育及居住等方面的歧视比比皆是。虽然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族群归类”和“种族识别”，但是宪法不承认民族的群体权利，仍是以公民权代之。

——摘编自雷振扬，裴圣愚《如何看待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逐渐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后，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还处于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时期，党的民族政策迅速改善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形势和群众的生活。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1978年中组部专门发文要求尽快配备少数民族干部担任民族自治机关一把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摘编自左岫仙《新中国民族政策优势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以民族平等为视角》

材料一 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提出“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胶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岂独百姓不欲而必顺其情，但夷狄不欲，亦能从其意耳。”唐玄宗在《命备吐蕃制》中说“朕以虚薄，君临寓县，……无隔于夷夏，柔服四裔”,又说“怀远以德， …… 中外无隔，夷夏混齐，托声教于珠方，跻含灵于仁寿。”在《安置降蕃诏》中说“开怀纳戎，张袖延狄”。唐代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根据不同地区具体情况，针对性推行政令、法令。边疆民族除可保留本部族风俗习惯之外，有的甚至允许内部保留着政权组织形式及其原有官职等级序列。

——摘编自《资治通鉴》等

材料二   19世纪末，梁启超较早地提出了“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概念，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康有为不赞成把满族说成夷狄，且对清胡开拓疆土、巩固边疆的贡献做了肯定，认为“自满、汉及篆、回、藏既同隶一国，并同当为中华人，不得殊异，其满人并赐汉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嫌，则团合大群以强中国，莫善于此。”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关于民族主义，他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称谓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认同，对民族问题的探讨由此更加受到重视。

——摘编自周励恒《近代以来民族观是怎样形成的》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着力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大力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氛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开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

——摘自陈立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加强五方面工作》

材料一：1958年12月，戴高乐当选总统，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戴高乐看来，法国若要在世界上重振雄风、再现辉煌，就必须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并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法国对现存秩序提出挑战，试图冲破两极格局，跨越对立联盟谋求大国地位。……与此同时，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苏联阵营中的中国与法国有着相同的处境，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日益提高，反苏情绪严重。1964年1月27日，法国冲破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封锁，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材料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伊始，世界局势处于动荡之中。密朗特总统认为，冷战结束曾经被视为借中国抗衡美苏，保留提高法国大国地位的政治战略目标不复存在。相反，西方价值观在东欧、前苏联地区的得势使法国一部分相信西方价值观应主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法国对华进行制裁，中止了法中政治对话和高层往来，冻结了两国军事方面的合作，纵容反对中国的活动。1995年希拉克当选法国总统，2002年连选连任。希拉克在任期间曾四度访华，是与中国保持最密切接触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一。他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主要体现在“共同责任精神”,宗旨是“和平与进步”。中法关系进入历史上最好时期。

——以上材料摘编自吴志成、袁婷《法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演进：从戴高乐到萨科齐》

材料 二战后，世界掀起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支持越南人民的解放战争，法国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中法双方没有进行接触。同年，孟戴斯－弗朗斯组阁并会见周总理，中法两国总理的首次会晤打开了两国关系的新起点。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大，法国总统戴高乐想借中国的力量把美国赶出亚洲，决定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63年8月《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共同声明签署，突出了英国的特殊地位，让法国方面十分不满。《条约》发表的时候中法两国的核武器试验都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这加速了两国接触。1964年1月，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法同时发布联合公报，此后，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陆续与中国建交。1978年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访问中国，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中国同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科技合作协定。

——张锡昌《影响世界格局的“外交核爆炸”》等

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倾向和外交实践。英国在巴黎和会保全了自己在殖民地和全球的利益，和会上取得的成功使英国外交界喜出望外，他们急于重振雄风，以积极的态度介入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当德国在1924年9月提出加入国际联盟和修改《凡尔赛和约》的请求时，英国单独与德国谈判，劝告德国同意以国际保障方式解决西部边界安全问题，借此打消法国的疑虑，从而不对德国加入国际联盟设置障碍。从希特勒1933年上台直到他于1939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政府都不愿对希特勒的侵略意图和行径作出适度的强硬反应，而是一味姑息退让，试图以和平方式处理德国引起的问题。

——摘编自倪学德、倪学勇《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理想主义外交》

材料二   20世纪60-70年代，在冷战格局下，世界仍受核战争乌云的笼罩，而中国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1974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坚持不搞军事扩张。到了21世纪，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倡导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共同维护。同时自1971年以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发展，世界格局如何演变，中国始终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践行对联合国的支持和承诺，已累计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新时期，在“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努力通过“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摘编自卢静《中国和平外交的风格与气派》

材料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法文化交流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它既留下了十八十九世纪中国文化对法国文化影响的痕迹，更烙上了法兰西思想历史对中国革命和历史深远影响的印记，奠定了五四运动及其后法兰西文化在中国大地的广泛传播。戴高乐在1961年就指出，不能无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存在，法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是“不正常的”，同中国隔绝的状况应该结束了，并设法了解与中国建交的可能性。1964年1月27日，中国和法国同时发表只有两句话的建交联合公报，被西方舆论称为爆炸了一颗“外交核炸弹”。

       ——摘编自雷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法关系研究》等

材料二   法国是欧洲建设的领头羊，在当时冷战正酣的形势下发挥着特有的影响和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和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在亚洲始于日本，在欧洲始于法国，而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则是日本远不能企及的。中法关系的发展在欧洲则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西欧国家相继出台对华政策。德国积极发展对华关系，最初完全是受到法国的启发。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对华关系，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其特殊意义和作用不言自明。

——摘编自孙海潮《中法关系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