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78年黄热病流行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场传染病疫情，造成民众大批死亡、社会恐慌以及工商业瘫痪。根据美国的联邦二元体制，处理多数卫生事务的权力不属于联邦政府。因此面对传染病危机，联邦政府只为灾区提供了少量救助物资，州政府提出黄热病防治建议，不少州政府把卫生职责下放市镇当局，允许后者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但是州政府和市镇当局又难以承受疫情防控的经济成本，况且有些南部城市还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因此在防治中，是由民众、慈善机构和教会等社会力量承担了照顾病人和救济贫困者的大部分责任。这场疫情暴露出政府治理的问题与不足，促使联邦政府开展联邦卫生机构改革，推动了国家卫生局的成立。

——摘编自王光伟《传染病疫情下的政府防治与社会救助——以1878年美国黄热病疫情防控为例》

材料二   1902年京津霍乱时，清廷派出大臣设坛焚香以期消除疫疠，任由患病之人来去自由。仅仅在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建立了卫生机构，其他地方基本处于空白状态。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卫生部，遍及全国的近代公共卫生体系逐渐建立起来，还规定对婴儿和儿童进行预防种痘，仅北京一地，每年种痘人数就在三万人左右。河北省由民政厅主管卫生事宜，在疫灾流行时，本地的卫生机构主动开展防疫治疫工作，采取卫生消毒、隔离病人、防疫注射等措施。社会精英也愈发认识到民众身体强健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和根本，同时指出民众若得不到有效救治，便无法产生经济效益。他们不忍见民众受传染病侵袭之苦，积极指出卫生建设的不足和不合理之处，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冀望政府有所改进，施惠于民众。

——摘编自齐晓钰《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

材料一   雍正二年（1724年）全国耕地面积达890647.524亩，前所未有。清代前期农业生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南方水稻产量一般亩产“大约共三石（一石约180斤）为常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有不少地方专门或主要种植经济作物，如乾隆年间，植棉专业区的江苏松江、太仓、通州和海门厅所属各县“每村庄知务木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之七八”。粮食大量向经济作物区运销。例如，乾隆中期后苏州产丝区的粮食，常年由江西、湖北、安徽供应，每年计数百万石，天津粮食则由东北地区供应，乾隆年间，由东北运粮到天津的船只达数百艘，山东的临清县产棉区，粮食由河南供应，广东珠江三角洲缺粮，主要靠广西、湖南供应。

——摘编自黄启臣《清代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短缺、温饱问题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粮食功能主要是食物，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粮食供给能力大幅度提高，人们的饮食需求向温饱型转变，单一的粮食型食物结构开始向多样化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粮食功能除满足基本吃饱需求外，各种粮食加工制品日益丰富。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一   因“现当整齐币制之际，亟赖设有银行，为推行枢纽……采择其紧要诸斌，参以中国情形”，于是自1905年起，政府特设户部银行作为国家银行，户部作为直接管理者，后发展为大清银行。1928年，中央银行行长呈请财政部创办中央银行，强调这是“贯彻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问题”、解决“关款存放”问题和紧急情况下调剂金融的需要。同年11月，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中央银行总裁。1934年，政府明确规定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的部分职能，即中央银行对存储银行存款设保管库并予之担保。而由于体制不健全等因素，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国有银行始终履行着中央银行在货币监管、金融监督等方面的职能。

——摘编自常雷峰《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形成的特点及原因分析》

材料二   1913年，美联储正式成立，其根本目标是维持金融稳定，通过提高贴现率来缓解不断上涨的通胀压力，以应对19世纪末以来商业银行破产倒闭风潮。羙联储作为中央银行，直属于国会并对国会负责，银行领导层人事也由国会任命，独立于政府，直接保证了中央银行与政府财政间的适当距离。1935年《银行法》修订了《联邦储备法》，要求美联储在考虑“国家总体信贷状况”的情况下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并广泛听取工商、金融等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对国际金融形势进行评估、预测，拟定货币政策预案。大萧条时期，高失业率引发美国经济社会动荡，美联储对金融稳定的关注度有所下降，维持充分就业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摘编自边卫红《美国中央银行制度演进及启示》

材料一   货币体系的价值在于贵金属，而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共同体的价值在于正统、家世、遗产和知识。15世纪以前的欧洲，商品交换并不怎么用到金钱，这两者多数时候并没有发生冲突。而且，人们常常把金钱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财富——贵族的遗产、教会的圣职、王室的公职、农民的税费——这样就把金钱与传统价值观和既有的权力结构联系了起来。经院神学家们也常撰文解释如何在合理范围内让金钱与基督教信仰和谐共处。但是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叶，事情发生了变化。白银以史无前例的数量流入欧洲，金钱的强大作用支撑起了一个虚拟的共同体。欧洲建立了海外商业帝国，有人发了财，有人赔了钱。更重要的是，欧洲各国从白银流动中汲取了能量，它们的资源更加充沛，竞争心更加活跃，更想斗出个你死我活。金钱成了基督教世界的腐蚀剂。

材料二   19世纪的100年里，工业化使很多欧洲国家资产阶级的影响不断增长。从1815年到1914年，官吏、教师、金融家、律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员在挪威人口中所占比例从6%增至22%，这些人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阶级，他们最初通过各种交往形式结成社会群体，比如19世纪的阅读圈子、咖啡馆、社交俱乐部或文化组织。身为中产阶级一员意味着不仅识字，还拥有文凭，最好是高中和大学或职业资格证书都有，参加各种团体、慈善事业或社会开展的活动，有足够的收入在环境宜人的郊区买一栋别墅或一套舒适的公寓房子。赢得社会地位不是靠爵位或世袭，而是凭个人奋斗、品德高尚、生活方式和“体面”的外在表现。19世纪初，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人士仍然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诸多方面也是政治中坚力量，但他们越发感到，必须与社会底层成员分享权力。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西蒙·普莱斯等《企鹅欧洲史》

材料一   汉唐时期的对外贸易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但晚唐以后，特别是两宋时期，随着指南针在远洋航海上的普遍运用以及工商业文明在江南地区茁壮成长，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日益成为对外交通、交流的主要通道，达致宋朝海上丝路贸易的极度繁荣。

——摘编自柳平生   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

材料二   明永乐年间，郑和将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西亚、北非，通过和平交流，各式香料、奇珍异宝大量流入中国，供上层社会享用。随着海禁政策的实施，至16世纪，仅剩日本、菲律宾、中南半岛、印尼等部分国家和地区仍与中国有联系，且其中一部分国家已经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所控制，印度洋地区逐渐成为欧洲人的势力范围。1840年以后，在军舰的护持下和一次次侵略战争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外国蒸汽轮船更是与日俱增，西方的工业制品大规模地输入中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摘编自龚缨晏《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

材料一   开皇三年（583年）后，随着国家漕运活动频繁，开封（汴州）确立了交通运输的枢纽地位，其通过蔡颖线和淮泗线辐射了黄淮之间的平原地带，开封成为商船的重要停靠地和交易之地，商船散停在城外的河道之中。唐玄宗开元年间，政府多次整修汴河与黄河的连接点，开封也因运河成为众多“水路辐辏”型城市之一。安史之乱后，东部运河区的中原区变成了战场，洛阳几乎成为废墟，唯有江南道和淮南道的区域可作为国家财富的收集地，汴河作为连接这一区域的主要漕渠，地位较前代更为重要，于是开封运河演化出三条水路。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刘晏首先将“轻货自扬子至汴州”。大量官吏也认识到开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的地位。大量轻货集中于此，开封仓储级别提升到国家级枢纽仓储的地位。796年后，重要高官屡次赴开封任职，在中央控制下，开封段运河再也未出现漕运与屯田争夺水源的状况。

——摘编自郭峰《隋唐五代开封运河演变与城市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材料二   德国内河航道里程仅为7000多公里，但内河货运十分发达，其中人工运河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德国的人工运河占航道总里程的25%。德国自工业革命开始至二战之前就修建了众多运河，其中连通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基尔运河于1885年建成使用、可通行战列舰、显著改善了地缘劣势，给了德国安全感。此外还沟通了茱菌河、威悉河、易北河等主要河流，初步建起了四通八达的内河航运网，现代化工业区鲁尔就在莱茵河附近，德国修建了4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将其与茱茵河联成一体.7000吨海轮可由此直达北海。德国跨水系运河与法国航运网相连，直抵北海岸线和地中海。二战后德国又进行了大规模水运建设，东西德统一后，又实施了统一的交通计划，进一步完善了内河航道网。

——摘编自韩时琳《德国运河建设的特点及启示》

材料：19世纪7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出版《瘟疫与人》，他认为瘟疫“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1348——1349 年，欧洲历史上最有毁灭性的瘟疫出现，后被称为“黑死病”，造成2500 万人死亡。天主教会传统的信条和仪式在瘟疫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人不得不思考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中拯救自己，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写成的。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孙刘联军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瘟疫的助阵。魏晋时期，瘟疫频仍。明末大疫，对国运日蹇的明朝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很多节日习俗，如端午节洒雄黄之酒、熏苍术之烟等行为，明显具有消毒、防疫的目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全球性霍乱流行，进一步促成近代公共卫生机制在欧洲建立，特别是在英国，直接推动城市下水道的建设。宣统年间，东北鼠疫大流行，为中国在防疫上展开国际间合作和推进近代卫生防疫制度建设提供契机。当然，更为直接和明显的，还是瘟疫促进了近代医学的发展。

——摘编自《瘟疫与人类文明进程的搏击》

材料一   古代都城的工业污水主要来自印染、造纸产业，这些水污染会引发瘟疫蔓延、疾病流行，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在隋朝之前，古人处理生活垃圾以及污水以就地掩埋为主，慢慢的才开始有专人处理。到了唐朝，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污水排放和垃圾处理的法律。

《唐律疏议》中记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谓‘侵巷街’以下，主司合并禁约，不禁者与犯人同坐。”换而言之，如果随意倾泻污水或者乱扔垃圾，被武侯、不良人发现，需要面临被杖击六十的处罚。唐朝这些严苛的法律为后来的宋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北宋初年，朝廷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予以治理工业污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先是明令“内金水河两岸，即创置短墙遮护，不许放入浊污河水”，后又通过开小池和置斗门的方式来控制水练、过滤污水，同时还开凿了退水沟渠，将染院产生的废污水泄至宫城外的城壕中，以此减少对城内水域的直接污染。宋代政府还把对河渠的治理养护纳入到官员的考核目标中。宋代政府对环境、水源卫生保护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摘编自牛素娴《两宋都城的用水及水源卫生》

材料二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表示：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日本政府不顾国际社会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核污染水排海，这一举动无视公共利益，公然向全世界转嫁核污染风险，极其自私自利，极其不负责任。长期以来，围绕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一直存在严重关切，日方做法的正当性、合法性、安全性也一直受到广泛质疑。无论日方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未来30年日本将把上百万吨的核污染水持续向太平洋排放的现实，都改变不了排海将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造成巨大风险的事实。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正视有关国家表达的合理关切，立即停止核污染水排海。

——摘编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