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五口通商和租界的设立，列强借口便利侨民和本国通信，相继在上海租界开设邮局，称之为“客邮局”。光绪四年（1878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清政府建议设送信官局，由海关来承运京沪间的外交文书传递。李鸿章复拟开设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略仿欧美邮政办法试办新式邮政。光绪五年（1879年）各海关的邮政办事处均采用“海关拔驷达书信馆”的名称。光绪二十五年（189年）改称“上海邮政总局”。此后在城乡陆续增设邮政机构和发展代办所，使邮政网，点更加稠密。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成立邮传部，正式接替海关管理全国邮政，并在北京成立邮政总局后，上海邮政总局便更名为“上海邮政局”，正式脱离海关，独立经营。

——摘编自张挺《上海邮政总局大楼：折衷主义风格浓缩中国邮政史》

材料二   《上海大清邮政局》插图（下图）由清代上洋普新书局出版，民国元年该书再版。主图是紧靠江边的二层楼营业门面，门旁挂着“上海邮政局”的匾额。邮局门前有四个人，一位手持红条信封者，显然是来投送信件的普通市民，另一位身着长袍马褂手摇纸扇者，可能是邮局中的职员，两人的脑袋后面，都拖着一条长长的发辨。旁边两位是西装革履的洋人，正在聚精会神地谈着话，每个人手中都持有十九世纪非常时尚的“文明棍儿”。江面停泊着一艘挂着米字旗的船只，上面有两名正在忙碌的外国船员，寓意这里与远在地球另一端的英国通邮。因而图画上端的画题，不是“上海邮政局”，而是“世界交通”。据有关资料，“上海邮政局”是清政府于宣统三年（1911年）成立。

材料一   中国历代耕地与粮食种植情况统计（部分）

材料二   对粮食安全的衡量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粮食的总供应量充足，二是能够使所有人获得需要的粮食。在传统社会，农业的收成主要依赖于自然因素，一旦气候变化，就会对粮食产量进而对粮食安全形成较大的影响。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地理环境的优劣直接决定着粮食产量的高低。在同一时间，有的地区粮食丰收却“粜售不出”“粮价低贱”，而另一地区则因为粮食歉收而人们“食不果腹”。同时，在古代阶级社会里，无地少地的农民因封建剥削制度的影响而在粮食分配中处于弱势，最易发生粮食危机。

——以上材料摘编自吴宾、党晓虹《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材料一   甘薯最先栽种地是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在福州近郊的沙帽池旁边空地上试种成功。第二年，福建大旱歉收，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下令推广种植以度饥荒。17世纪初，江南一带频发灾荒，徐光启大力倡导农民栽种甘薯，总结出甘薯的十三个优点，可谓详尽，以此来劝说百姓栽种甘薯。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福建的甘薯被引种到江南淞沪一带，并又朝黄河流域推广。乾隆十年（1745年），陈宏谋在以奖励栽种的方式在经常闹饥荒的陕西地区推广，以经济效益逐步引导当地农民种植甘薯。此后甘薯栽种基本在我国传布开来。

——摘编自李晓巧《明清时期甘薯推广的历史借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红薯栽种与食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四万万同胞的人口基数增长至八亿工农群众，作为经济尚不发达时期的代粮“重器”——红薯扮演了重要角色。待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据农科专家测算，“今日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甘薯生产国，产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而当时的中国人口，也将突破十亿大关。如今，红薯被精加工成薯粉、薯糖、薯饼等，早已不再是代粮之物，更多的成为十三亿中国人改换口味的休闲食品。

——摘编自《红薯的前生今世》（《陕西工人报》（2019-11-12）

材料一   数据显示，1905年，英国占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55%，而占人口33%的穷人却只拥有财富的1%。但由于英国税收主要来源是关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税收负担大多落在社会中下层收入者的身上。受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英国传统税制很少强调其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功能，税收主要用来为政府筹集收入。为革除传统税制的弊端，英国政府实行的“建设性税制”改革，发挥了税收调节功能，但同时也出现了忽视税收效率功能的问题。二战后税率曾一度高达50%，因此遭到英国工会联合会和全国制造商协会的反对。另外，英国不同时期执政党的税制思想和政策各有偏好和差异，这使得英国税制改革容易出问题。

——摘编自滕淑娜《英国的“建设性税制”改革》

材料二   1953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财政收入工作应该符合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要求。这个时期，税制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要更多地积累资金以利于国家的重点建设；另一方面要调节各阶级的收入以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并使税制成为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及半社会主义，有步骤、有条件、有区别地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具。

——摘编自张斌《新中国税制改革历程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