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8世纪的中国，缙绅和绅衿成为大中地主的主要来源，他们靠特权积聚财富，其利益同商品生产和市场都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至少市场不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主要的途径。受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影响，“君子不言利”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共同道德标准。中国封建社会只给读书做官的人以优隆的社会地位，经商致富的人始终得不到社会真正的尊重。从事商业化经营的地主一旦经营致富，便放弃直接经营，转入到出租地主行列：他们常会通过买功名、捐官爵，摇身一变为缙绅地主。
18世纪的英国，政途不是唯一的出路，地主依财产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既可通过经济的手段(主要是作为一个地产所有者)取得社会地位，也可因担任政府高官显职获得爵位，殊途而同归，似乎不存在款优孰劣之分。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封建领主向地主转化，他们掠夺资源、看重功利和效益，不但经营企业化的农业，而且普遍涉足工商业。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并非仅仪是坐收地租的寄生者，更是直接参与了资本主义农业的改造(圈地运动),而且成为地产改良的重要投资人。
——摘编自徐浩《18世纪中英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概括18世纪中英两国地主对商业化经营的态度差异。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中国地主对待商业化经营的态度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随着两宋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城市工商业发达，市井文化日趋繁荣；另一方面延续自南北朝隋唐而来的士人城居之风使得文人士大夫居城者明显增多。由此，士庶之间、清雅文化与市俗文化之间呈现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的关系，这构成两宋城市文化的基本格局。由于士大夫拥有核心政治资源，掌握着文化霸权的仍然是官而非商，市民阶层处在士人阶层之下，属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臣民。 由于文化强势之最终仍有赖于政治资源，还衍生出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文化地位上产生相应层级差别的有趣现象。两宋城市文化发展，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并从各方面影响着村落世界。
—摘编自包伟民《两宋“城市文化”新论》
材料二 11世纪欧洲城市开始兴起，城市居民以移民和原住民为主，二者是以城市特许状为纽带确立的共同体。城市特许状是城市居民通过种种争取自治权的斗争，从封建主手中得的契约，这意味着共同体的事由全体成员做主。12世纪，由于城市管理需要，罗马法在欧洲复兴；中世纪晚期，市民阶级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市民政治文化的生成，孕育了现代国家的雏形。特许状是一纸契约，赋予城市居民共同享有在本城经营工商业的权利，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市场意识等新的经济理念在城市诞生，现代会计、金融、公司制度等近代经济文化在中世纪城市得到初步发展。这促进了16世纪欧洲文明的凝聚成型。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中国和中世纪欧洲城市文化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造成古代中国和中世纪欧洲城市文化差异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
材料一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步步推进，上海转变为世界的“东方巴黎”，成为中国最为现代化的都市，英文modern在上海有了它的第一个译音——摩登。城市化伴随着上海的国际化、商业化、现代化，使其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的象征。城市化和工业化都离不开人口的增加。上海的城市化也同样表现为人口集中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早期的城市化更多是在外力推动下，以商业化为主要动力。在经济因素推动的人口聚集过程中，商业贸易成为其中更重要、更突出的一大环节。随商业贸易而移民上海的商人成为上海都市移民中重要的一部分。
——摘编自艾萍《近代上海城市化特征初探》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城市出现了不同于乡村的变化，形成了城乡分离的趋势。近代城市从物质外观到文化样式上都呈现出了迥异于传统乡村的新局面。然而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中国近代城市的变迁不仅有着明显的不同步性，而且也因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个世界。
——摘编自翟志宏《论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和价值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上海城市化的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推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
材料一 中世纪晚期，英国在继承罗马古干道的基础上，修建了一些新道路。以当时的交通状况，从国内任何一个地方出发，骑马两周内都可以到达伦敦。北方以“北方大道”为主体，连接北方各郡，东南部道路分布稠密，西南和西部相对偏少。为发展地方经济，人们对内河航路设施的建设具有浓厚的兴趣。英国海岸分布着众多与可通航的内河相连或相邻的港口，构成了一个发达的沿海交通网。
材料二 交通运输的发展架起了城乡之间沟通的桥梁，周围村庄、附近城镇、繁华城市都留下了农民商品买卖的身影。处于交通沿线的村庄渐渐与城镇融合，将人们孤立和隔绝起来的种种界限正在逐渐消失，领主的超经济统治逐渐削弱，村庄的农奴转化成市民，所有佃户享有市民全部的自由和习惯。城镇里的“自由空气”吸引着乡下众多“外来者”不断涌入，在新的经济生活的孕育下，个人权利意识和要求越来越强烈。14世纪末，受雇于庄园的长工多数离开庄园，有的去做打谷之类的短期农活，还有的成为乡村木匠、织工、屠夫等。
——摘编自郭华《中世纪晚期英国交通运输的发展及其对社会变化的影响》
(1)据材料一，概括中世纪晚期英国交通业发展的特点。(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晚期英国交通建设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材料一 1805-1850年，伦敦的人口从100万猛增至250万。据不完全统计，1857年，伦敦每天直接将各类生活污水排向泰晤士河的下水道的实例近150条；泰晤士河两岸的大量工厂也大多将其污水直接排向泰晤士河。每逢海水涨潮，污水与垃圾不但无法排海，还会倒灌进伦敦。1858年6月笼罩整个伦敦的“大恶臭”便与此有关。1858年8月2日，伦敦市议会扩大了大都市工程委员会的权力，授权它尽快实施并完成改善伦敦主下水道的工程。工程师依照伦敦地形，顺势设计了三条主干道，从而令污水被引导至泰晤士河出海口排出。此外，出海口加设了水泵站，每日海水退潮时才会打开水闸，令污水顺潮势被海水冲向远处。该工程历时十六年，英国人自豪地称其为“工业革命的建筑奇迹”。该下水管道系统有效缓解了泰晤士河的恶臭现象，并且至今仍然在发挥主要排污作用。
——摘编自苏禾《泰晤士河百年治污启示录》
材料二 苏州河又称吴淞江，20世纪50年代时，沿河两岸集中了近千家企业，至20世纪70年代，苏州河（上海）市区段及主要支流终年黑臭，鱼虾一度绝迹。苏州河严重的水污染问题成为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所面临的突出问题。1988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题词“决心把苏州河治理好”，拉开了苏州河治理的序幕。1993年12月，投入巨资打造的污水合流一期治理工程建成通水，削减了苏州河的污染负荷，但没有使污染问题得到根本解决。1996年，上海市政府成立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由市长亲任组长，这是中国最早的河长制。1999-2011年，上海市实施了3期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取得了显著成效，苏州河实现了向景观河的蜕变——苏州河干流底栖动物生物量和需氧物种明显增加，市区段发现成群的小型鱼类，呈现生态恢复迹象。
——摘编自赵敏华、龚屹巍《上海苏州河治理20年回顾及成效》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英国泰晤士河治理与现代中国苏州河治理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苏州河、泰晤士河治理的共同影响和启示。
材料一 16—18世纪，英国的社会财富出现普遍增长，无论是上层、中层还是下层的收入都有明显的增加。其中，新兴的中等阶层不仅人数众多，在消费观念上也有别于上层社会。与上层盲目追求奢侈消费和炫耀式消费不同，中产阶层更喜欢新商品，更注重舒适、便利和品位。这使得中等阶层取代上层，成为消费的主力。与此同时，原来由上层专享的咖啡、茶叶等奢侈品的价格大大下降，逐渐成为全民共享的普通消费品。据估计，英国男性识字率由16世纪的20%增至18世纪的60%，女性识字率也有所提高。歌谣集、近代小说逐渐兴起，报纸的发行量也大大增加，阅读书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一部分。
材料二 至18世纪，一个新型的消费社会在英国逐渐形成。伴随着消费社会形成的是国内市场不断扩大。为了“迎合购买者的自命不凡”，供应商不得不绞尽脑汁不断改进技术以推陈出新。咖啡馆、酒吧、图书馆成为人们休闲的重要场所。在咖啡馆，等级和出身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其座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每个角落都是自由的”。与英国人消费同步发展的是全球化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的冲突、压榨和战争。美洲的种植园专门服务于英国的消费者，为了维持种植园的生产，英国人的奴隶贩子运来了黑奴。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斌《近代英国民众休闲消费品的变化及其历史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16—18世纪英国社会消费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英国“新型的消费社会”形成的影响。
材料— 重建后的雅典卫城，城内建筑群没有中轴线，不苛求对称，建筑物利用复杂的地势而建，彰显着城邦精神与寄托。数量可观的公共建筑与简朴狭小的私人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突出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特色，也从深层次反映了雅典政治文明内核。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城市居民有着平等的居住条件，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混住在一起，没有区划，仅在用地大小与住宅质量上有所区别，且这种差别也要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雅典人将极大的智慧与热情投入到高高的卫城山上，以塑造他们的城邦精神和理想国，圣地卫城汇聚了当时最杰出的工匠、技师，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建成。新修建的卫城如伯里克利所想的那样，在古典时期一直是雅典城邦精神的化身和有形体现，是雅典人甚至是希腊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人们在每年的节庆日里结成队伍去那里膜拜神明，祈求和平，分享祭品。
——摘编自白继萍《古典时期雅典城的城市布局及规划思想研究》
材料二 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西北部渭河南岸的台地上，地势南高北低，从整体外形上看是一个斗形城市，所以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的说法。汉长安城营建工程贯穿了整个西汉时期。城市中、南部是以宫殿、官署及贵族府邸等组成的政治活动中心，而市坊及居民区等经济区集中在城北。在汉长安城的建设中，许多宫殿的命名以及修建都比附着天上的星辰，如昆明池、飞廉馆、太液池、桂观等，这种思想立即漫透在城市设计规划当中，渗透着君权至上、不可轻蔑的含义。西汉末年，统治者在长安城南郊修建了明堂、辟雍、社稷等大规模的礼制性建筑群。
——摘编自白继萍《古典时期雅典城的城市布局及规划思想研究——兼与汉长安城比较》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雅典城市规划的思想。(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汉时期与古代雅典城市建设的异同，并分析产生差异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关于高利贷的明确记载始于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栾桓子曾“假贷居贿”。西汉的高利贷更为发展，放贷人数和金额都非常巨大。文帝时，农民为了交纳急征暴赋，有物产的只得将物产半价而卖，无物产的就只得借债，“取倍称之息”。唐宋时期高利贷盛行，玄宗曾下诏限制：“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须厘革。”北宋又有营债，是军官向士兵放的高利贷。《宋史》记徽宗政和二年（1112）臣僚指出的军政六弊，其一即为“举放营债”。
——摘编自叶世昌《中国古近代金融史》
材料二 1715年路易十五即位，次年国家财政赤字接近1亿里弗尔。法国政府起用银行家约翰·劳，允许其开办一家银行并发行纸币，并授权他创办了一家“西方公司”，该公司股票竟能以最高达40倍的价格出售。股票热购刺激了货币流通需求，约翰·劳顺势大量发行纸币。这场冒险活动中，王室用纸币偿清了债务。但其底细很快泄露，人们争抢着去银行挤兑金币，银行印刻倒闭，许多金融家积存的大量纸币顷刻成为废纸，不少购买股票者破产。
——根据张芝联《法国通史》等整理
材料三 19世纪70—80年代初，洋务运动产生了中国第一批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股份公司：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鹤峰铜矿等，均在上海公开招股。1881年，上海股市渐入高潮，《申报》报道，“每一新公司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不暇计其事之兴衰隆替也”。1882年10月9日，原价100两的招商局股票涨至270两，原价105两的开平煤矿市价达230两，原价100两的鹤峰铜矿，市价涨到177.5两。好景不长，10月之后，股价一路狂跌，到1883年底，招商局及开平煤矿的股票市价仅60两，鹤峰铜矿市价30两。这次股票风潮后，人们视购买股票为畏途，“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
——摘编自叶世昌《中国经济史学论集》
材料四 1997年夏，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中断了亚洲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增长。香港支柱产业悉数濒危，1998年GDP出现多年未有的负增长。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力挽狂澜，果断采取措施，牢牢遏制住了经济下滑。在香港最困难的日子里，人民币汇率始终保持稳定；内地放宽访港游客限制，使香港旅游业最先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中央政府多次表示在必要时将动用国家的外汇储备帮助保卫港元，对投机势力形成强大震慑。香港对抗狙击金融危机取得胜利，到1999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终于结束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走上了复苏之路。
——摘编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高利贷的主要危害。(2)根据材料二、指出法国政府起用约翰.劳的目的，以及这场“冒险活动”给法国造成的恶果。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80年代初上海股票风潮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后果。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应对香港金融危机的优势。
材料一:西汉时期，出现了坩埚炼铁法，并得到了广泛使用，在战国晚期块炼渗碳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百炼钢”技术兴起。西汉中期武帝时，政府令官铁冶造规格统一的新式农具，加以推广，如铁耦梨和耧车等，首先在京畿附近推广，作为全国的示范区。《汉书·昭帝纪》曰:“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至东汉时期，陕北也使用牛耕。
——摘自田培栋《陕西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近代工厂制在英国的兴起，是工业革命时期技术变革的产物。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近代工厂制是对原工业化时期生产组织形式的重大突破，它的兴起促使作坊制或家内制生产逐渐消亡，而手工工场也逐渐开始向近代工厂过渡。不过，作为工业化社会中涌现出来的新鲜事物，工厂制在兴起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弊病。
——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工厂制的兴起》
材料三:建国初期，毛泽东总结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1954年3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人才问题，特别是技术人才问题，就被提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1945年4月，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等7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向全国总工会发出了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2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指出:“技术革新运动必然成为日益发展的客观趋势”，要“把技术革新运动作为提高当前劳动竞赛的主要内容，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才能与智慧”。
——摘自李增添《试论建国初期的技术革新运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述推动汉代铁制农具普遍使用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近代工厂制出现与推广对生产关系的影响，从工人的角度列举两项“不容忽视的弊病”。
(3)根据材料三,概括1954年党和国家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时代背景。结合所学，指出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国防科技方面的重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