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将玉米在非洲和东方的印度等地推广种植。西班牙人于1522年将番茄传入欧洲，后来欧洲人将番茄加以改良，逐渐成为欧洲的主要食材。在1573年左右，西班牙的船员携带土豆传入欧洲。17世纪末，茶在荷兰已经是一种普及大众的饮品，之后从荷兰普及至欧洲其他国家。在欧洲殖民扩张时代，西班牙人将葡萄种植以及酿酒术带到了秘鲁、智利和墨西哥等地区。下面是大航海时代，部分物种交流图。
——摘编自顾卫民《大航海时代的航线、贸易港以及物种和作物的世界性交流》
材料二 美国最初主要从三个地区引进大豆：中国、欧洲和日本。1765年，大豆引入北美，最初作为饲料或绿肥。1829年，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植物园里种植了深棕色的大豆品种，此种大豆长势繁茂，籽粒饱满，营养丰富，可以被用来制作当时的名贵调料——酱油。19世纪60年代，豆腐在美国开始被视为健康食品。19世纪末，大豆根瘤的固氮功能被发现，于是大豆在美国干旱地区推广种植。自1898年开始，美国农业部引种局从东半球的7个国家和地区引进了65批不同的大豆品种，至1910年，美国已经拥有280多个大豆品种。1931年，福特公司从大豆中开发出人造蛋白纤维，大豆成为食品工业、轻工业及医药工业的重要原料。1954年，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种植面积超过一亿亩。
——摘编自刘启振张小玉王思明《“一带一路”视域下栽培大豆的起源和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航路开辟后物种交流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大豆在美国广泛种植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物种交流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近代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发轫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农业革命，实现了农村土地所有制和经营方式的转变，失地农民自由地流向了城市。同时，农业革命中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新的耕作技术的推广，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减少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为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提供了前提条件。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减少了近代企业选址的地域限制，为工厂企业在有限空间的集中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而工厂企业的集中，意味着劳动人口和社会总人口的城市化过程。此外，近代工业企业在生产、销售、运输、资金、劳动力及其管理上的社会联系不断扩大，资本主义企业出于盈利的目的，要求工厂企业集中于某一特定的空间，从而推动了城市化的实现。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财富增加与国民收入的提高，直接推动了欧洲人口总数的迅速增长，进而推动了欧洲大量从事制造业和商业活动的城市形成。可见，近代欧洲城市化是经济增长和科技变革的产物。
——摘编自郝宏桂《城市化与近代西方的社会变迁》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体系，将近代中国开埠通商城市从清政府的专制机制中强行分离开来，出现了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这些城市的发展在依附于殖民者需要的同时，将西方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成果直接输入中国，使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启动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并产生了早期现代化的承担者。与欧美等国的城市化相比，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程度滞后，原因在于中西方城市现代化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动力：中国社会内部未能自发地产生发展现代化的动力；中国城市化与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洋务运动造成城市与农村严重脱节；等等。
——摘编自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特点与外力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指出近代西方国家城市化发轫的有利条件，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近代西方城市化相比，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不同之处，并分析近代中国城市化未能从内部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期，面对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德国部分城市结合社区中卫生、宗教与教育组织的力量进行济贫改革，英美则发起社区睦邻组织运动，目标在于通过社区组织整合社区资源来扶危济困。二战后，欧美各国大都制定了城市社区自治的法律法规。美国联邦政府自1960年以来相继制定了几部关于城市社区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如《住宅和社区发展法》《社区再投资法》和《国家和社区服务条例》等。社区组织行使社区管理职能，由社区居民代表选举产生，多层次的非营利组织遍布各个社区，他们为社区提供各种各样的专业性和差异性服务，每年约有9000多万人次的志愿者从事社区服务工作，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为美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和智力保障。
——摘编自吴素雄、吴艳《欧美国家社区治理的结构、功能及合法基础》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市建立了一种以“单位”治理社会的体系，各个企事业单位从属于各级政府，城市成员从属于各个单位，国家与城市社会几乎是重合的。1986年初，民政部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基层管理，开始倡导和推动社区服务工作，并于1995年制定《全国社区服务示范城区标准》，随之在全国推行。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颁布，标志着社区建设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方向。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之外，社区还出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社会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组织。通过居民会议议事协商和民主听证等形式，社区各类主体都可以平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民主决策。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发表，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由“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的转变。
——摘编自邱梦华《城市社区治理（第二版）》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近代社区产生的背景，并指出西方近代以来社区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美国相比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的特点，并简析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意义。
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为了获取充足的生存资料，一方面，通过殖民掠夺，使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动、植物原料被带回欧洲，如玉米、土豆等。另一方面，欧洲人还将自己本土的一些动、植物带到殖民地，大量生产，以弥补欧洲食物原料供应的不足，如：变种小麦。在1750年至1850年，小麦逐渐取代了其他谷物的地位，引起了欧洲真正的食物革命，白面包不再是富人的专利和地位的象征，也不再是穷人奢望的食品。所有这一切促使欧洲人对食物原料的开发与利用趋于世界化。
——摘编自《欧洲饮食文化的新篇章》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欧洲“食物革命”出现的主要原因及其作用。
材料一 宋代海洋政策出现了全新的变化。北宋政府禁止在海上与辽、金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物质流动，设立专门针对辽的海防机制。宋代将外商贸易纳入系统的市舶管理体制之下，实行抽解和博买，并允许和鼓励本国民众从事海洋经济活动。宋代海洋政策表现出极强的利益取向，中原王朝中第一次以财政的眼光看待海上贸易。沿海地区商业出现兴盛的局面，与海上贸易相关的手工业和商品性农业大兴。宋代海船逐渐采用水密隔舱等技术，使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抗沉性。海陆联结之地的居民被编为特殊的户籍——船户与渔产。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海洋政策新变及其国内效应》
材料二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海洋政策演变
| 时间 | 政府政令 |
| 洪武十四年 | “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 |
| 永乐三年 | 泉州、宁波、广州，等三处市舶司更名为“来远”“安远”“怀远” |
| 顺治十八年 | “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 |
| 乾隆二十四年 | 关闭江、浙、闽三海关，由粤海关行商垄断对外商贸易事务 |
——摘编自胡林梅、文绪武《中国古代海洋意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海洋政策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国内效应”。
(2)根据材料二分析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历史趋向及原因。
(3)根据上述两则史料，简析宋代以来海洋政策的历史启示。
材料 沿京杭运河进行的漕粮北运，一直被清政府视为国之大计。乾隆中期以后，漕运官员贪腐严重，陋规帮费不断增加。再加上黄河决口，运河河床淤积，漕运受到很大影响。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后，南京等地被太平军攻占，漕运断绝。清政府不得不全面依赖海运。海运初期主要雇佣民间的沙船和卫船，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又以轮船承运漕粮。原来的漕运一次需要十个月时间，而海运只需几天至十几天，所需费用只有漕运的几分之一。为鼓励船只承运漕粮，政府除付给运费之外，还允许捎带私货贩卖，并给予免税。粮船北上时，往往捎带丝绸、棉布贩运至北方，空船南归时又会运载北方的麦豆、杂粮。沿途港口如上海、登州、天津逐渐兴盛，而运河沿岸城市则急剧衰落。凭借承运漕粮的业务，招商局在与外国航运公司的竞争中一度占据优势。
——摘编自林梦银《清代漕粮海运初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代实行漕粮海运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清代漕粮海运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漕粮海运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一 19世纪，随着火车头和汽轮的发明，英国很快就把交通建设重点转移到建立铁路网和近代化海洋运输网上，英国利用自己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起全球性的近代化交通运输体系。在19世纪70年代前，英国主要是构筑国内铁路网，之后便把构筑殖民地铁路网作为重点。19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建造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条铁路，接着掀起了修筑铁路的热潮，19世纪30年代后，又转移到建筑铁路干线上来。1825年，英国汽轮“企业号”航行到印度，从此汽轮逐步被广泛采用。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出现了建立近代化海洋运输网的热潮。1840年起，英国建立了一系列专业化的巨型航运公司，当时与主干航线联结的还有无数条支航线，组成了像蜘蛛网一样的全球海洋运输网。
-摘编自张天《论英国近代化全球交通运输网的建立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沿江城市中人们的出行活动增多，通商城市的近代交通工具率先发展起来。起初是原有的轿子和独轮小车等代步工具数量大增，之后，人力车、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获得巨大发展。1874年，《申报》报道：“东洋来之顺利小车，沪上依式置造者已多，租界共约有一千有零。”民国以后，自行车不仅在大城市普及，而且也在中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日渐普及。半机械化的西式马车、人力车、自行车，以及机械化的轮船、火车、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引入，给广大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不仅大大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和流动方式，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经济文化效应。
-摘编自熊林《中国近代交通工具的传入与近代思想的普及》
材料三 现代中国交通发展的环境因素
| 内部环境 | 外部环境 | ||
| 内部机遇 | 内部挑战 | 外部机遇 | 外部挑战 |
| 基础设施初具规模 | 交通结构不合理 | 运输需求持续旺盛 | 资源因素制约加剧 |
| 行业开放程度高 | 运输效率不高 | 科技进步支撑保障 | 环保要求不断提高 |
| 信息技术广泛应用 |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 优先发展的共识 | 综合运输体系要求较高 |
| 交通发展新思路不 断深化 | 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 求有差距 | 交通先导性作用进一步 突出 | 交通消费方式发生重大 变化 |
-摘编自周伟《发展现代交通运输业-中国交通发展的战略选择与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英国近代交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中英近代交通发展的不同及两国交通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共同作用。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现代中国交通业发展的看法。
材料一 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大大提高了工业劳动生产率，1946年至1970年，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大约4倍。同时，海陆空立体交叉交通运输网络形成，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兴产业部门，信息技术产业已被人们从第三产业中独立出来，作为第四产业。科技革命造成的新的技术水平，使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很少能单独全面开发新产品，因此必须进行产品零部件开发的国际合作。
——摘编自王春明《科技革命的历史轨迹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1953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即提出技术革命思想，主张将先进技术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并推广到国防建设中，以达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巩固人民政权的双重目的。他们重视工农业领域的生产技术变革，也强调理论科学研究，同时反对用行政力量强制干预学派争论，保证科学技术按照自身的规律去发展。1956年，《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在计算机、自动化、无线电和核技术等领域提出57项重大课题。同时在企业和农村，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活动广泛开展。
——摘编自刘则渊《论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政策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以来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科技政策的特点，并简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由农业社会逐渐发展到工业社会。1860—1920年，美国城市数量增加了十余倍，城市人口增长了约15倍。1890—1910年美国城市数量增加了61%，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数量增加较多，1910年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的总人口高达2000万，是1890年所有城市人口的总和。与此同时，西部开发的进程加快，美国边疆不断向西蔓延。1862年的《宅地法》颁布后，大量移民西迁，推进了西部边疆的开发，而铁路路线系统更新，钢轨取代了铁轨，也为移民西迁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一时期，东北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高歌猛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美国城市逐渐向内陆扩展，有轨电车和铁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城市体系的不断完善。
——摘编自武文霞《美国城市化经验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材料二 据美国学者斯金纳尔估计，1843年，中国超过2000人的城镇有1653个，城镇人口为2072万，在总人口40500万中占5.1%；1843—1894年，中国城镇人口从2072万增至2351万，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5.1%增至6%。1894—1949年，城镇人口从2351万增至5765万，城镇人口所占比重由6%增至10.6%……从世界范围来看，1875年印度的城市化率，仅比中国高出约3个百分点，但1951年印度的城市化率达到17.6%，比中国1949年的城市化率高出7个百分点。
——摘编自蔡云辉《城乡关系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并说明近代中国城市化与美国城市化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城市化与美国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西汉前期，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疫病甚少流行。及至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大量商贸活动的开展，疫病开始猖獗。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汉防疫除沿袭西汉的减免田租外，还开仓放粮，巡行赐药。六朝（指以今南京为京师的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疫病流行至少74次，一次死亡10余万人的大疫，晋代就发生了两次。北魏显祖皇兴二年（公元468年），河南大疫，死亡人口达十四五万。这一时期，政府多向官员施散医药，北魏政府还设立医馆、医坊，为民治病。政府还公布了一些防疫药方供百姓使用。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抗疫启迪》
材料二 突如其来的“黑死病”使欧洲人心惶惶，直到15世纪晚期，一份德意志手稿上还写道，“聪明的大夫有三条使我们远离瘟疫的黄金规则：迅速离开，走得远远的，不要急于回来”。外来移民、流浪汉受到歧视和迫害，其中犹太人受害最深。1399年疫情期间，米兰公爵詹加莱亚佐要求对病人和死亡人数进行统计，以日报形式呈交他本人，并向社会公布统计数据。这一制度也随即被意大利其他城市借鉴和采用。严格的隔离措施给意大利带来了安全，但也给意大利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这引起了商人和依靠日工资生活的雇佣工人的不满。为了缓解防疫和经济生活之间的矛盾，意大利在15世纪中后期引入了健康通行证制度，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和货物可凭证通行。之后，随着“黑死病”反复发作，应对危机的临时委员会逐步转变成常设的公共卫生署。意大利卫生署有处理相关事物的绝对权力，卫生署颁布的条例具有法律效力，他们还可以对不遵守防疫条例的人使用酷刑。
——摘编自向荣《“黑死病”与意大利和英国的抗疫》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政府抗疫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社会疫病频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意大利人在抗疫斗争中的创新，并说明其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