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早期的英国政府，枢密院作为国家最高防疫领导机构，全盘指导国家的防疫工作；郡治安法官具体领导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而教区牧师和教会执事则具体负责法令的执行与措施的实施，他们每周要向治安法官递交一份疫情报告，其中包括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起初法令要求染病住户主动隔离，后来鉴于成效有限不得不趋向制度化和强制化。在大疫面前，英国职能部门与官员大都能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英国君主也经常过问防疫事务并下达指示，而以乡绅阶层为主体的地方官员在接到法令和指示后，往往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来组织地方防疫。中世纪愚昧、落后的天谴疫病观念为进步、理性的观念所取代，疫病不再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不再是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它只是一种生理病痛，只要措施得当是可以战胜的，这为医生等专业人士走向防疫前台提供了机会。有学者估算，在16、17世纪的防疫斗争中，政府投入与私人募捐投入的经费总计为33800磅，与同期欧洲国家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1950年，卫生部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防疫大队。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要求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同疾病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各地广泛组织清洁卫生运动，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地建立卫生防疫站，开展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监测等工作。1954年，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明确，应逐步建立国家的监督制度。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对18种传染病的管理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全国卫生防疫机构建设经验的同时，国家决定建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从此，从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到省、地县及各部门卫生防疫站，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卫生防疫组织体系。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国卫生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启动时期。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防控传染病工作中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的分工。同年，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网络直报系统运行。
——摘编自王碧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60年》
材料三 近三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效处置了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有效应对了五波全球疫情的冲击，感染率和死亡人数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铸就了伟大的抗疫精神。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近三年来，我们先后印发九版防控方案和诊疗方案，出台二十条优化措施和进一步的优化措施，以战略的稳定性、措施的灵活性有效应对了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近三年来，我们拥有了有效的诊疗技术和药物，医疗救治、病原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能力在持续提升，疫苗研发和接种取得了积极进展，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90%，群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明显提升。近三年的抗疫实践，极大程度保障了全体人民的生命安全，极大程度创造了生产生活条件和投资发展环境，极大程度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都为今天的防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创造了条件。近三年来，我们不断调整优化防控措施，每一次优化都是十分审慎的，是建立在此前防控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实践发现的问题，深入研究论证；每一次优化都是强调更加科学精准，聚焦病毒特性、国际国内疫情形势和国内外防控策略变化，因时因势进行调整；每一次优化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好地为老年人、婴幼儿等重点人群提供保障。
——摘自2022年12月初新华社社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经验和意义。
材料一 瘟疫一方面给雅典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和混乱无序的社会秩序及信仰和道德的沦丧；另一方面则暴露出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端，错误的战略决策，造成雅典同盟的分崩离析、经济来源的切断和远征海军基地的丧失。雅典瘟疫全方位地影响着雅典历史的进程。这次瘟疫的发生直接导致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落，雅典流行的瘟疫对雅典帝国的垮台有影响，而战争本身也极大地削弱了希腊城邦的力量，使得进入公元前4世纪之后的希腊诸邦面对北方马其顿王国的入侵时，毫无还手之力，对其后东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摘自刘榕榕《试析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瘟疫问题》
材料二 这场瘟疫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恐惧，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使教会失去了精神上的权威，失去了人们的支持。许多人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和变化，禁欲主义逐渐退出，人文主义逐渐兴起，人们把目光从对天国的期许中转向了对现世的关注。人类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生命的存在，探索人性结构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追求平等与自由权，张扬人文主义，提倡社会的主宰是人而不是神。一些具有推动意义的新思想得以酝酿和传播，促使中世纪向近现代社会发展。
——李荷《灾难中的转变：黑死病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材料三 历史学家早就注意到，当致病性的微生物进化到一个活跃骚动的时期，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15世纪随哥伦布船队来到北美新大陆的各种传染病几乎杀死了90%以上的土著居民。……20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多起全球流行的疾疫，有西班牙流感、亚洲流感、流行性脑炎和霍乱，以及埃博拉病毒等，这些疫情危害了千百万人的生命。疫病的无国界传染所呈现的全球化态势，促使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携手合作寻求疾病的原因、制定应对与预防措施，共享研究成果。
——高晞《疫病的全球化与人类文明进步》
(1)结合所学指出掌握雅典国家最高权力的机构，并根据材料一概括雅典城邦衰落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分析黑死病对欧洲思想观念的影响，结合所学，简析新思想的“酝酿和传播”是如何为欧洲“向近现代社会发展”创造条件的。
(3)结合所学，简析新航路开辟后传染病在美洲传播所引起的连锁反应。结合材料三指出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挑战和人类的应对之策。
材料一 首先，在时间上江南的瘟疫频数在有清一代呈不断增多之态势，在空间上，在人口密集、地处交通要冲的地区，瘟疫较多，而地势偏远、人口稀少的小县则相对较少发生瘟疫。其次，清代江南的急性传染病尽管数量繁多，但霍乱、伤寒和痢疾等传染病的重要性明显超过其他地区。特别在4月至7月这四个月，发生疫病要占到瘟疫总数的 78%以上，加之对外交往的增多，生态环境的变化，伴随新的疫病尤其多发。但是随着清代医药和社会救疗事业的进步，江南瘟疫的频数虽然不断增加，但由此造成的社会破坏力呈下降之势。
材料二 有清一代对瘟疫的认识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比如人们开始认为疫气是不正之气混入病气、尸气以及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这无疑促进了传统医学的发展，同时也使对瘟疫病原的认识更加接近现代认识。其次，由于水质状况的恶化，改善水源公共卫生的意识也随之加强，诸多疫病开始加入卫生方面的考虑。在人工免疫方面，国人不仅发明并推广了人痘施种术，甚至比欧洲还顺利的推广和普及。在医疗救助方面，由传统社会救济慈善机构逐步向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这为近代医院的推广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基础。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影响清代江南瘟疫爆发的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江南瘟疫爆发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有隔离病人的防疫措施。《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有防治传染病的法律条文。两宋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探索出瘟疫流行的原因，注意到自然环境和疫病之间的关系，重视城市卫生建设，建立规范的医疗救助体系，充分发动民间力量防疫。到了明代，种痘预防天花，已受到广泛的注意。后来，人痘接种法传到欧亚各国。
1769年，英国医生琴纳在中国人痘接种法的启发下，发明了牛痘免疫法。
——摘编自《中国疫病史鉴》等
材料二 在哥伦布到来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霍乱在1817年至1923年出现六次大流行，其中第三次发生于1852至1859年间，包括亚、欧、非、北美多个大洲都未能幸免，此次大流行也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导致起源于美国的“西班牙”流感的直接原因，但战时的海路交通和海上贸易可能促进了这种传染病蔓延，所到之处带来了快速死亡。
1892年，控制霍乱的国际卫生公约产生。1907年，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成立。1948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成立。2003年，中美 SARS疫苗研发与生物治疗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等
材料三 2015年12月10日，屠呦呦因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这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首次获得诺贝尔奖。1971年，受到中国古代药典《肘后备急方》的启发，在失败了190次之后，终于通过低温提取、乙醚冷浸等方法，成功提取出青蒿素。青蒿素问世44年来，共使超过600万人逃离疟疾的魔掌……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用一株小草改变了世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防治传染病措施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5世纪末以来瘟疫发生与防控的特点，分析其原因。
(3)依据材料三概括屠呦呦医学研究取得成就的原因。并结合所学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四川省志·卫生志》载，1939年川省霍乱，始自重庆难民。抗战爆发前夕，重庆市区人口不到30万，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迁都，大量军政机构、工商企业、文化单位和络绎不绝的难民纷纷迁渝，到1937年底，重庆市人口已增至47万余人。1938年底迁都基本完成，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大轰炸过后的重庆一片狼藉，垃圾、污水及粪便到处可见，市容卫生极差。认为当年4月底，亚热带季风气候的重庆已气温渐高，霍乱在此时开始蔓延，但原来的传染病医院与病床无法满足日益增多的病人，“全市一百病床，实感不敷，本局霍乱医院床位早已告满，而南岸一带难民收容所霍乱病人尚有增无减”。民众在大轰炸下情绪不稳，治疗过程中不守规定，给治疗工作带来困难的情形屡有发生，如李子坝屠宰场内的霍乱医院就因家属不守院规发生纠纷而给疫情控制带来了一定难度。
材料二 政府对重庆霍乱问题的解决是从卫生设施入手的。开始普设诊疗所，并组织清洁大队负责洒扫街路，清除垃圾，整理防空洞，设立公共厕所等事宜。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霍乱防疫注射，卫生局对防疫注射的对象和注射采取的形式均有相关安排。这些措施虽大多是战时没有足够经费退而求其次之办法，但免费实施的态度和政府的反应无疑对霍乱控制有益。除政府部门外，社会各界也在关注霍乱并给予一定的帮助。以豫丰合计纱厂为例，该厂员工因身染霍乱急需教治，向霍乱医院致函，请求其收治染疫员工并承诺愿意承担治疗费用。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霍乱疫情扩数的初期政府并没有立即出台积极的应对措施，使得霍乱疫情蔓延甚速，但当政府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后，战争下的霍乱便得到了一定的有效控制。南京国民政府似乎在此时更为深刻地意识到霍乱与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胜利之间的联系，后期的防治之路似乎较之前慢慢向前。
——以上材料改编自《民国重庆霍乱控制模式初探》
(1)根据材料，总结概况1939年重庆霍乱疫情严重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年重庆霍乱疫情救治措施的特点和作用。
材料 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的任务，强调“举办合作医疗，要在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坚持民办公助和自愿参加的原则。筹资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政府适当支持”。“要因地制宜地确定合作方式、筹资标准、报销比例，逐步提高保障水平。”“要加强合作医疗的科学管理和民主监督，使农民真正受益。力争到2000年，在农村多数地区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制度，并逐步提高社会化程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逐步向社会医疗保险过渡。”为贯彻上述决定，卫生部等部门于1997年3月份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若干意见》，并得到国务院批复。之后，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达到高潮，不少农村地区纷纷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医疗条件和群众意愿，因地制宜地举办起合作医疗、合作医疗保险和城乡医疗保险一体化以及对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的卫生扶贫等多种形式的集资医疗保障制度。
——摘编自宋士云《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变迁（1949~2002）》
根据材料，概括新时期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特点，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 新中国成立时，医疗资源贫乏，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1949年11月，卫生部设立了专管卫生防疫工作的公共卫生局，统一负责全国传染病、交通检疫、环境、食品、学校与劳动卫生和卫生监督等工作。1952年，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掀起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血吸虫病、黑热病、鼠疫、麻风病等得到有效治理。之后，逐步组建了包括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机构体系。1960年代中期，城市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所）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农村形成了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均集预防、医疗、保健于一体。197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69732个，专业医院9293个，卫生技术人员2463931人，中医院与中医院校广泛建立。
——摘编自李玉荣《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与中国卫生事业》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医疗卫生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医疗卫生成就的意义。
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古代政府在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疫病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太医署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药局等官方机构。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士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 欧美传教士深感中国城市公共卫生问题严重。他们将传教事业与公共卫生工作联系在一起，取得的突出成就有预防天花的种牛痘技术的推广、对眼病的防治、对鼠疫等流行病的预防宣传和治疗。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则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上海租界自从成立之初，就逐步完善市政建设，建立公共卫生制度。辛亥革命后，大批海外留学生回国，带来了先进的卫生知识与疾病预防的新思想。从总体上说，民国年间多数城市都设立了专门管理公共卫生的卫生局，公共卫生事业有所发展。现代医学的提倡者们主张大力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但他们攻击传统中医知识是不科学的和迷信的，使中西医关系紧张。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殇》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从1953年起，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走的是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低成本、高效益的道路，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通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传染病大规模暴发、流行减少。进入21世纪，我国新医疗体系改革取得重要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应对疾病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兴起和发展的原因及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特点，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1518年，天花传入加勒比海地区，此后不久又进入墨西哥与南美洲，无数人被夺去生命。疫情波及到的人数约占1492年（印第安）人口总数的90%。
——摘自《剑桥插图医学史》
材料二 1831年，英国爆发霍乱。10年间，伯明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工业城市的平均死亡率从20.69‰升到30.8‰。1843年发表的《英国劳动人口环境卫生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各种传染病、地方病和其他疾病都是由腐烂的动植物、潮湿与肮脏引起、加重或传播的，与过度拥挤的居住环境也紧密相关”。因此，英国在1848年后通过《公共卫生法》，公共卫生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强制性责任。
——摘编自《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体系建立》
材料三 19世纪中期，李斯特发明消毒灭菌法，使术后死亡率下降到原来的1/3。普法战争中德国军医用此法挽救了很多军人的生命。1928年，英国医生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但缺乏医界支持得不到应用。1941年12月，因大量战伤感染，美军宣布青霉素为优先的军需品，药剂得到快速开发和生产。
——摘编自《剑桥插图医学史》等
材料四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地时间22日告诫，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不会马上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已经在全球造成近260万人感染，超过18万人死亡，疫情已影响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向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呼吁，对待当前疫情要有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只有遏制病毒传播才能拯救生命和维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各国要加强团结，共享经验、专业知识以及其他资源，共同努力保持供应链畅通，并为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最大程度支持。
——《参考消息网》2020年4月23日报道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世界近现代疫病蔓延的主要原因。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疫病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近代早期的英国政府，枢密院作为国家最高防疫领导机构，全盘指导国家的防疫工作；郡治安法官具体领导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而教区牧师和教会执事则具体负责法令的执行与措施的实施，他们每周要向治安法官递交一份疫情报告，其中包括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起初法令要求染病住户主动隔离，后来鉴于成效有限不得不趋向制度化和强制化。在大疫面前，英国职能部门与官员大都能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英国君主也经常过问防疫事务并下达指示，而以乡绅阶层为主体的地方官员在接到法令和指示后，往往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来组织地方防疫。中世纪愚昧、落后的天谴疫病观念为进步、理性的观念所取代，疫病不再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不再是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它只是一种生理病痛，只要措施得当是可以战胜的，这为医生等专业人士走向防疫前台提供了机会。有学者估算，在16、17世纪的防疫斗争中，政府投入与私人募捐投入的经费总计为33800磅，与同期欧洲国家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1950年，卫生部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防疫大队。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要求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同疾病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各地广泛组织清洁卫生运动，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地建立卫生防疫站，开展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监测等工作。1954年，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明确，应逐步建立国家的监督制度。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对18种传染病的管理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全国卫生防疫机构建设经验的同时，国家决定建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从此，从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到省、地县及各部门卫生防疫站，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卫生防疫组织体系。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国卫生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启动时期。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防控传染病工作中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的分工。同年，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网络直报系统运行。
——摘编自王碧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6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为建立卫生防疫组织体系所采取的措施，并说明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