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长城的历史看，它首先是用于军事斗争的产物，从公元前7世纪前后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起，直至公元17世纪停止修筑为止，长城始终是作为军事防御工程而存在的。它的出现，标志着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程度的提高。

——摘编自李文龙《中国古代长城的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材料二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在器械精良、炮火凶猛的日军进攻下，中国军人只能以肉体血战长城。强敌叩关的历史记忆、血肉相搏的御敌现实等新旧因素的碰撞促生了“血肉长城”的新概念。

——摘编自郭丽萍《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关于长城民族符号形成史的研究》

材料三   长城的修筑与运用，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长城文化和长城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精神内涵丰富，价值巨大，对于增强民族自信有着重要意义。

——摘编自姜红明、杨娟《长城精神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

材料一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产，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网民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

——摘编自孟轲等《孟子》

材料二   16世纪到18世纪，受罗马教皇的派遣，先后有大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起初，耶稣会士译介中国儒家经典的目的在于证明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是一样的。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耶稣会士们创办报纸和杂志等定期地、大量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因此在欧洲知识界和上流社会流传。意大利耶稣会士和葡萄牙耶稣会士合作，将《大学》译成拉丁文，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出版。《中庸》的译本则被取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17世纪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曾专门诏谕皇家印刷厂大批印制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四书译稿。此外，传教士还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科举考试制度作了介绍。经过传教士们的介绍和宣传，在那一时期的欧洲人眼中，中国文化是美妙绝伦、令人向往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理想国家。

——摘编自王杰《儒家思想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材料三   先秦诸子之论战，实不及希（古希腊）哲之剧烈，而嫉妒偏狭之情大为吾历史污点者。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孔子）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学派之立脚点近于保守。孟子之距（批评）杨墨，则毫无论据，而漫加以无父无君之恶名……绝似村妇谩骂口吻，毫无士君子从容论道之风。（汉武帝时期）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

——摘编自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年）

材料四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够绵延千年而不绝，主要是因为其具有开放性、包容性。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淬炼的科学真理，可为儒学的现代化、时代化转型提供助力。而儒学作为扎根中国土壤的思想文化，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及丰富内涵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肥田沃土，如“表正则何物不正”的社会规矩意识、“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中庸辩证哲学等，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典支撑和理念补充。

——摘编自孙耀胜、王碧颖《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相融合》

材料一   19世纪，欧洲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起义的浪潮，很多失败者被迫流亡。1845年，枯萎病使欧洲的土豆绝收。第二年，南欧地区的庄稼死于干旱而北欧地区则遭受了洪涝灾害。800万爱尔兰人中有100万死于饥饿。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劳动力大量过剩，他们当中既有工人也有农民，一些手工业者和服务性行业人员也面临着失业的困境。

在阿根廷精英的努力下，鼓励欧洲人移民阿根廷成为一项基本国策。1853年宪法规定：“联邦政府鼓励欧洲移民”，政府“不得限制、妨碍那些以耕种田地、发展工业、引进并传授科学技术为目的而来的外国人进入阿根廷领土，更不得向他们课以任何捐税”。1876年10月，政府通过了关于移民入境和垦殖的法律，其中规定移民可以得到一笔前往工作地点的旅费。

材料二   表1   1876-1897年阿根廷各移民群体的职业构成统计表单位：百分比

表2   1875-1914年阿根廷主要出口品（1910-1914年价格的年均百万金比索）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杰珍《试析1820年至1930年阿根廷的欧洲移民运动》

材料一   （无产阶级）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摘自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

材料二   欧美的学者论到东洋的问题来，总不免是有几分隔靴搔痒的毛病的，朱镜我（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社会底研究——历史过程之回溯》（发表于1928年9月）有不少的很重大的错误的分析，这大约也是他所依据的魏特夫的《觉醒的中国》误了他……所以我在这儿要发表出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的我的意见。

——摘编自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

材料三   20世纪20年代末，唯物史观已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法则，而是具体化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影响达到顶峰。当时《读书杂志》开辟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总结道，论战参与者“虽然谁都以唯物自居，而时常会陷于唯心的魔窟；谁都以辩证自居，而时常会拘于机械的公式”。甚至“不瞭理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唯物论”。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史官以先代业绩教育贵族子弟。春秋时期，孔子首创私学，他整理修订了《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古代典籍作为教科书，他修订《春秋》的宗旨乃为“正名分，使乱臣贼子惧”。《易》中有“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汉武帝在长安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讲学，成绩优异者可以做官。唐太宗下令编纂《五经正义》作为统一教材命天下传习。唐朝科举考试科目中有一史、三史等。元初，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提出，学童八岁入学，先读经，继读史，再读文。康熙皇帝下令将自己钦定的《通鉴纲目》和《古文渊鉴》作为生员必读书目，颁行各省。

——摘编自谢增寿《我国古代的历史教育述论》

材料二   晚清时期癸卯学制(1904年)历史教育目标：“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暨中国百年以内大事。讲古今贤良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驰张，政治之改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详于大国而略于小国，详于近代而略于远年，并示以今日西方东侵东方诸国之危局。凡教历史者，注意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

——摘编自《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

材料三

——摘编自《德国历史教学十五点规则》(1933年)

材料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从大的发展趋向上具有一定向度，并涉及全方位、多层面、结构性转变。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而言，是从传统小农经济向近代工商业形态转向；从政治体制而言，是从传统皇权官僚体制向近代民主宪政体制转向；从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是从封闭自足向开放交汇、力争做自由平等的现代世界一员的转向。这是宏观而言的社会转型的主线。从微观而言，衣食住行、社会风习和休闲娱乐等日常生活，以及生活环境、婚姻家庭、社会交往、社会流动等内容，改变了社会的整体面貌，也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点。

——摘编自陈国庆主编《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