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社会中的文化认同
材料：1788年，英国在澳洲建立了早期的殖民地。此后，大批土著居民死于殖民者的屠杀和其带来的病原体，欧洲白人成为澳大利亚民族的主体，欧洲文化成为当地文化的主流。1901年，为维护白人利益，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颁布制定了《移民限制法案》，法律给予了移民官员高度的自由决定权来阻止非欧裔人们进入澳大利亚。
为取得二战的胜利，澳大利亚被迫推行大规模移民计刻，广泛地从非英语国家和地区招募移民，使欧洲白人在澳大利亚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下降。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澳大利亚被列入种族主义阵营。1952年，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与向非种族隔离一起被联合国总委员会列入会议议程，受到同声谴责。20世纪6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与英国的经济往来减弱，与亚洲之间的贸易迅速扩大，而排斥亚洲移民的政策，不利于与亚洲各国保持友好关系。多地的非欧民族为争取公正的待遇爆发了反种族歧视的游行示威。1972年，澳大利亚移民部长宣布接受并资助非欧洲裔移民入境；1973年，工党志特拉姆政府也宣布现在的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并强调不同民族或种族文化应和平共处，以后历届政府都积极推进这一政策。
——摘编自刘有发《浅谈澳大利亚国策的演变》
(1)指出材料中澳大利亚文化政策的变化，并对这一变化加以阐释。(2)澳大利亚文化政策的变化给我们哪些启示?
材料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物质传播之路，更是人类的一个文化舞台与文明平台。在此场域中，人类文明空间与时间相互融通、物质与精神齐头并进、人种民族相互交融、宗教与世俗相互适应、文化与艺术相互补充、经济与政治良性互动、战争与和平相互交替，真正具象地释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命题下“人类文明共同体”的细微肌理，因之也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文化意蕴。
——摘编自林少雄《丝绸之路的文化意蕴》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知识，对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加以论证。（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 明清之际，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的传入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引进与反引进的斗争相当激烈。清初学者梅文鼎认为“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梅文鼎毕生研究数学和天文学，著述繁富。梅文鼎对于当时的中西数学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研究，几乎涉及初等数学的各个领域。在梅文鼎之孙梅毂成编选的《梅氏丛书辑要》中，收集了梅文鼎的数学著作13种共40卷，这些著作对当时已传入中国的算术、几何、代数、三角、比例规、纳皮尔算筹等西方数学知识，作了系统的整理和全面的阐述，并且取得了一些独创性的研究成果。梅文鼎的数学著作常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叙述比较复杂的数学问题，正如清中期学者阮元所说，“其论算之文务在显明，不辞劳拙，往往以平易之语解极难之法，浅近之言达至深之理，使读其书者不待详求而又可晓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梅文鼎的数学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梅文鼎取得数学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中国古代史学家总是将天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体现出整体的思维特征，如《史记》中关于天象、自然及其对人事影响的记述等均属于此类。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普遍注重历史的贯通意识，肯定历史的变易过程是一种盛衰之变，如《汉书》中的本纪、列传、志、表四种体例都具有贯通意识，其记述内容都是贯通古今的。典制体史书如杜佑的《通典》等，还植根于高度的社会历史和民族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体现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特点。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不仅致力于追求史实之真，还将儒家圣人的是非作为史学道义的标准，如《左传》记事详尽，书法不计，《汉书》以“旁贯《五经》”为提述原则。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材料二：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8年中共六大将中国社会性质确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解决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困扰，但也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大规模展开。中国社会史论战则由现实诉求引申到历史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与马克思主义所总结的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是否一致。论战在1937年基本结束，经过论战，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得到广泛认同。在此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被广泛地应用于对中国现实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中。
——摘编自李娟《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来龙去脉》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出现了最深刻的变化，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大力宣传唯物史观，1949年10月创刊的《学习》杂志就是推动这个学习的重要刊物。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著作以指导史学研究，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金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有关的选集和单行本。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史学理论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何北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对“什么是史学理论”作了明确说明，他们指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历史学的理解都有其理论的方面，前者是历史理论，后者为史学理论”。
——摘编自瞿林东《新中国史学五十年的理论设计》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指出新中国史学“出现了见深刻的变化”的表现。
材料一：汉武帝以后，经学日趋昌盛，太学中的经学博士就是专治一经的经师，他们以诠释儒家经典为终身职业，皓首穷经，搞章句之学。两汉博士通过荐举、征召等途径可任太傅少傅、刺史太守、奉常议郎等官职。经学博士是汉代官方确认的学术权威，在以经治国、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负责经学的研究与传承。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明代阳明心学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通过追求高级的道德哲学状态，重构政治哲学实践。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改变王学末流的弊端，破解国破家亡的历史遗憾，重回实学研究，要求经世致用。明清实学跳出了理学道德性命的范围，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其研究对象几乎涉及社会的一切方面。19世纪“今文经学派”中的龚自珍、魏源，为了挽救时局，分别提出“改制更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具有鲜明时代价值的实践指向。
——摘编自汪四红《论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和马克思“实践观”的互融相通》
材料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回归传统经世致用观。他宣扬以学术经国济世，致力于民众历史教育和边疆史地研究，主张以史为鉴和以史明智。同时，他根据时代要求对经世致用论作了发展，突出史学培养国民爱国主义的作用，指出史学能够增进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形式上，他不再限于传统学术研究和史学著述，而是以现代学会和报刊从事宣传，通过撰写新历史教科书和各类通俗历史读物传播历史知识。
——摘编自徐国利《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经学与明清经学的异同。(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对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及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经世致用思想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