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4-15世纪，在德国的一些城市中，拉丁文法学校才被看作是“学校”，但这些学校无法满足市民对本族语教学的需求，这就导致一些城市出现了德语学校，由于这些学校没有得到教会许可，因此被称为“冒险”的学校。直到17世纪，德语学校分得到地方行政当局的承认。18世纪普鲁士的两位国王为初等教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威廉一世颁布法令，国家通过提供土地和经费在普鲁士创建乡村学校。腓特烈太帝颁布法令，规定了强迫入学、统一规定了教学时间和教学内容和教科书。1787年，他还创建了管理和领导普鲁士王国所有学校的“中央管理委员会”，教会不再管理学校事务。20世纪初期，德国开始逐渐改变原有纯粹知识传授模式的“国民学校”，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劳作学校运动”。德国学校教育开始将“培养既有文化又掌握专业劳动技能，拥有强烈责任感的社会人”作为学校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
——摘编自钟文芳《西方近代初等教育特性之历史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德国教育”这一主题，自拟一个论题，并予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论述清晰）
材料一 隋炀帝派谙熟西域诸地情况的吏部侍郎裟矩到张掖主持“互市”。裴矩到张掖“监知关市”后，倾心结交前来的官吏、商人等，了解各地的自然、地理、历史、风土人情 物产服饰、礼仪等情况，同时还阅读了大量的图书典籍，撰写了《西域图记》。《西域图记》记录的北道、中道（汉代的北道）和南道，是我国对丝绸之路通道的最早、最系统的记载。他还指出丝绸之路三条通道“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反映了隋朝政府官员对河西地区战略地位的认识比以前更为清晰。裴矩第二次来张掖主持“互市”时，邀请西域的使节及商人前来张掖等地参观访问。以张掖为中转站，到长安来的使臣和商人络绎不绝。
——摘编自刘进宝《敦煌学通论》
材料二1036年，元昊夺取瓜（敦煌以东）、沙（敦煌）、肃（酒泉）三州，全部占有河西走廊，确立了与宋、辽三足鼎立的局面。西夏统治者在凉州（武威）设置地位仅次于首都的西凉府，府下又设类似中原的县、乡、社各级行政机构。元昊控制河西走廊之后，重视当地人才，“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凉州的石羊河水系以祁连山冰雪融水为主要来源，水资源丰富，有利于农田灌溉。西夏迁徙大量人口到凉州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凉州成为西夏的粮食和军需供应基地，“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商业贸易发展。西夏朝廷多次下发兴学政令，要求“州县各立学校”，河西地区的郡县学也逐步设立起来。元朝人虞集记述：“夏亡，郡县废于兵。庙学尽坏，独甘州（张掖）仅存其迹。”
(1)依据材料-，结合所学，说明裴矩主持“张掖互市”的作用。
(2)依据材料二，简述西夏统治时期河西走廊的地位及其发展。
材料 故宫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又称紫禁城。故宫主要建筑自南向北端正地排列在一条贯通紫禁城的中轴线上，配属建筑分别向东西两侧依次排列，全部建筑群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雍正帝时期，养心殿开始成为皇帝居住和清朝朝政的主要处理地点，此后军机处设立之后办公地点也在养心殿附近。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故宫被抢劫的无价之宝多达数千件。1912年以后，依据《清室优待条件》部分条款，加之袁世凯感念旧主，帝制虽然被废除，但皇帝溥仪仍居故宫中。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故宫。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对外开放。1933年山海关失陷后，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故宫的文物分批运往上海，1936年又被运往南京，七七事变后，又运往大后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故宫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1987年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辟为“故宫博物院”。
——摘编自胡先妮《最伟大的文明奇迹》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故宫与中国历史文化”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释须有史实依据）
明代洪武年间官方修纂图书情况（部分）
| 时间 | 图书 |
| 洪武元年 | 《军礼》一卷 |
| 洪武二年 | 《礼书》、《大统历》（历法）《四书》、《六经》 |
| 洪武三年 | 《大明集礼》五十卷 |
| 洪武四年 | 《御史台宪纲》一卷 |
| 洪武六年 | 《释奠先师孔子乐章》一卷、《大明律》三十卷 |
| 洪武十三年 | 《臣戒录》十卷、《相鉴》、《昭示奸党》（胡惟庸案涉案人员证词） |
| 洪武十六年 | 《乡礼酒引图式》一卷 |
| 洪武十八年 | 《大统历》、《大诰》（重刑法令） |
| 洪武十九年 | 《大诰续编》一卷 |
| 洪武二十一年 | 《武臣敕谕》一卷、《武士训诫录》一卷 |
| 洪武二十五年 | 《大明官制》十六卷 |
| 洪武二十六年 | 《诸司职掌》十卷 |
| 洪武三十一年 | 《大明律诰》、《教民榜》一卷 |
——摘编自郭姿吟《明代书籍出版研究》
如表对了解明初国家治理的特点有何帮助？
材料一 对于郑和下西洋，明人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美裕矣。”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当时东南亚各国商品交易除以物易物外，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同中国古制）”。郑和还秉承“托外夷以礼，导人以善”，“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的涉外原则，沿途传播中国的历法文化、衣冠礼仪等。
——摘编自王更红《从郑和下西洋话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积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的同时，重视对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贸易，努力从中寻找突破口。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输出，这使东南亚国家对“封锁”“禁运”日益感到不满。在东南亚地区首先突破“禁运”的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中锡两国于1952年10月4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同年12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进行接触交流，开展友好活动。到1956年，中国已同印度、缅甸、锡兰等9个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1951年起，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的比重就已经超过西方国家。
——摘编自彭波、施诚《新中国是如何突破贸易封锁的？》
材料三 2015年3月28日，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了“一带一路”的范围，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离不开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加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在此大背景下，中国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开放力度，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市场，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东南亚国家现已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摘编自李村璞、柏琳、赵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郑和船队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贸易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中所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先秦时期，“天”对于“君”与“民”都具有朴素的本原意义，认为“天”设立君主的目的是解除“民”的“无主之乱”，“君”实际上是“天”治理“天之民”的手段和工具。正如《尚书．泰誓》所言：“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这就意味着君主统治合理性间接来源于民，“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而上天之所以让君主治理乱世，就在于君主能体会“道”，即遵循民意与天意的法则。因此天子必趋向于民意，行仁政。正如孟子所言：“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而也。”
——摘编自丛文文《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两种形态》
材料二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其思想理念与内涵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贯彻。政在养民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历代统治者通过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推广农技、赈灾济贫等方式发展生产，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治吏安民是“民本”思想政治实践的重要手段，针对治吏安民，历代统治者采取了许多为政措施。治心教民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最高目标，统治者提倡道德教化，用礼仪忠信和制度刑罚来引导约束百姓。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统治机制的调节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传统“民本”思想的推行多是依赖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品行，即要靠所谓的明君贤臣、清官廉吏，从根本上说“民本”思想是服务于君主的立场。
——摘编自杨艳秋《“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民本思想”的内涵，并简述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国家治理中的实践。
材料一 江苏跨江临海，港口众多，地处中国东部沿海核心位置，自古就有先民流寓海外。自六朝以来，江南人口迅速增长，对外交往非常频繁，吴地成为重要的造船和出海基地。古代江苏移民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的构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福冈地区发现的绳纹文化晚期的水田遗址，成为吴越稻文化传播日本的最早例证。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地就有从事纺织、制镜等技艺的工匠流寓日本、朝鲜等国传艺营生。吴人知聪携内外典、药书移居日本，还携带了佛经、佛像等物，对日本早期的佛教产生了一定影响。
——摘编自邵政达《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古代江苏海外移民探析》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江苏就成为中国东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江苏人通过各种途径移民出国者日益增多。1860年清廷和英、法两国先后签订了《北京条约》，正式确立华工出国的合法化。江苏逐渐成为广东、福建以外移民海外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自1872年晚清政府选派留学生起，江苏籍人数在近代海外留学移民中始终居于前列。一些工商业者为谋求企业发展，或为摆脱洋行控制，到海外开拓销售市场或分支机构。据有学者估算，一战华工大多来自华北地区的山东、河北与河南等地，江苏人次之。
——摘编自丁美丽《跨国主义视域下近代江苏海外移民探析》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六朝以来江苏先民“流寓海外”的背景。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江苏海外移民居多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试从文明交流的视角，比较古代与近代江苏海外移民现象的显著不同。
材料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2023年9月《求是》杂志刊发的《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全面系统深刻揭示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该重要论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战略高度，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对中华文明内在特质的深刻揭示，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更具有强烈的时代价值，需要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从材料中任意选取一个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运用中国史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观点明确且能解读所选中华文明特性的内涵，史论结合，逻辑清晰，结论须体现时代价值）材料一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东汉明帝遣使求法后传入中国的。但在此之前，佛教已从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翻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传入中国内地及西藏、云南等地，为外来商人提供服务。传播期间，常发生僧侣与道士斗法取胜的故事，这为佛教吸收了众多权贵的皈依。经过两百多年，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译经活动。起初主要由私人支持的外来僧人主持，东晋道安和尚则是本土僧人主持译经的第一人，而唐朝玄奘和尚主持的译经活动则是历史上的一个顶峰。译经过程中，不仅突出了孝道观念，还将轮回报应的重点从来世报转移到报在子孙。此外，汉译经书还强调前世福报和转轮圣王，为帝王的庄严、王朝的更迭和帝王的世袭提供了有力论证。
——摘编自方永《试论佛教中国化》
材料二 唐初实行均田制，“凡道士给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并保留其免赋役等特权。虽有韩愈等指出佛教的弊端，但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至唐武宗会昌年间，反击回鹘的战争和平定刘稹叛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农民或弃乡逃亡，或铤而走险，或遁入空门，社会闲散人员、无业游民也多皈依寺院。会昌二年（842年），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等的劝说下下诏：“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尽皆还俗，行咒术、妖术等者同禁”，并要求“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会昌五年（845年），武宗不仅“令年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还敕令“大秦穆护、袄僧皆勒还俗，递还本地充纳税百姓。如系外国人，即送回国”。据统计，会昌年间“天下凡还俗僧尼总计二十六万零五百人。皆收充为国家纳税之编户齐民”。
——摘编自齐倩楠《唐武宗“会昌灭佛”的历史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会昌灭佛”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 所谓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指我们的民族精神中最本质、最重要的思想，它是其他精神的基础、前提。如何把握民族精神的核心，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有学者提出自强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重德、务实、宽容、爱国都不能离开自强。还有学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理性精神，脱离了理性精神，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精神，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求实精神和具有积极意义的应变精神。再有学者认为，对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最鲜明、发展最持久、影响最广泛的一个传统，中华民族精神就是以这种理想为核心的。另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人文主义为内核的”，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传统。也有人把张企年所概括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自强不息”表现了中华民族拼搏的精神，“厚德载物”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兼容并包精神。
——摘编自俞祖华、赵慧峰《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研究述评》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学者的观点赞成、质疑、修改或自创皆可），并予以说明。（要求：见解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