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石器时代，随着黄河流域各部落以及部落集团之间的往来逐渐频繁，逐渐形成了夏、商、周三族，并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代王朝。三族不断融为一体，产生了共同的文化认同。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发展。在民族大迁徙、大杂处、大交融的环境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诸子学说的争鸣竞长，促进了早期中华文化的发展。

——摘编自陈连开《中华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弘扬》

材料二   中华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等条件下形成的，其过程中没有经历过被强行嫁接或重新塑造，因而有着自己相对独立与完整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数不清的思想大家、文化学者，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宝库。中国文化主张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对外来文化不是排斥与拒绝，而是吸收与创造，从而不断地充实与丰富自己。

——摘编自张连珍《中华文化的内涵及其意义和价值》

材料—   “一般认为，西方史学家中最早试图写一部贯穿古今‘通史’著作的是李维，李维在他的《罗马史》中说得很明白：‘我是要写一部罗马人的全史，始自罗马城的建立，直至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而另一位历史学家塔西佗则执意要揭露罗马帝国早期统治者的真相，他的历史著作集中于描写宫延内部的种种劣行。与塔西佗同时，一位出身于希腊中部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写作了一本传之久远的传记史学著作《希腊罗马名人合传》,这是一部文辞优美、描写动人的著名传记作品。书中人物不但有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有立法者、演说家和学问家。”

——摘编自王晴佳《西方历史的观念从古希腊到现在》

材料二   司马迁幼时聪慧，10岁开始诵习古文，20岁时，周游了许多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了解了各地的一些风尚习俗和民间传说。《史记》全书上起黄帝，下迄“当代”(武帝时),以人物传记为主，体例严谨，内容丰富。司马迁作为一位史官，对西汉统治者极为不满，对皇帝、宗室贵族、外戚和官僚在政治方面的残暴行为，生活方面的奢侈腐朽，有所揭露。除此之外，还为古代、当代的著名学者、医者、商贾以及其他各行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立传，又对天文、历法、礼乐、水利、经济、少数民族，以专章论述，比较具体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的民族国家的面貌。

——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