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三大史学家之一、古典“人本史观”集大成者，在整个西方史学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希腊神话中包含希腊人对于“人”的观念的最初思考。公元前5世纪，智者学派代表普罗泰戈拉，初步将哲学的视角指向了“人”。古希腊杰出医者希波克拉底强调医生应更多地着眼于病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性格特征。修昔底德亲历了伯利克里时期雅典民主政治的辉煌和战争的残酷，他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既没有可供参考、借鉴的前人著述，也没有留存的档案、史料，因此他奔走于希腊世界多个地区实地考察，一方面多了解、多询问，另一方面将不同目击者提供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修昔底德在解释历史事件时，能够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入手，进行综合分析，并认为自然界自身的运动才是导致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因，而非神明的意志，极力地赞美人、歌颂人，才使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加可靠，铸就了其在西方史学发展中的不朽地位。

——摘编自王旭《论修昔底德著作中的“人本史观”》

材料二   先秦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以人本思想发展为线索反观该时段史书编撰的变化，能够更加深入地体会中国古代史家独特的历史见解和以人为重的史学传统。先秦史书在断限，即在选择要记载的人事内容范围上比较模糊，如《尚书》大抵记载虞夏商周之事，直至春秋战国史书在断限方面则变得比较确切。《尚书》之诸多篇目简洁却不明了，集中记叙周君主、周公、召公等少数人之言语。至春秋战国，为更有效地记载历史，以被史家所认定的人主活动的时间顺序为目，同时史家开始着重于叙事，其记载的人物数量急剧增加，并且这些人物事件的分布并不是零散的，相同人物的事件分布较为集中，使读史者能够更有效地掌握史实。《左传》时，更出现了“君子曰”的论史形式，编者可以在“君子曰”后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及评价等，这是比“春秋笔法”更为明确的以书史的方式介入现实政治的表述方式。

——摘编自蒋迪《从人本思想的发展看先秦史书编撰的变化》

材料   鲤鱼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其分布和食用价值在先秦时期已经为人所熟知。《诗经·陈风·衡门》一诗中对鲤鱼的记载，将其视为美味的代表：“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此后历代不断有对鲤鱼烹制方法的记载。除了直接食用之外，黄河鲤鱼也进入各类中医文献中，大量药方将鲤鱼肉、眼、鳞、鳔、尾等入药，作为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鲤鱼在中华文化中有自己的独特地位。蔡邕最早在词中创造出鲤鱼传书的典故，鲤鱼作为书信代名词的记载，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延续，并逐渐普遍化。在中国的博物学传统中，往往将鲤鱼的这种象征意义归入到“灵异”之类的文献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太平广记》中记述的鲤鱼跳龙门的典故和传说。李白在《赠崔侍郎·其一》中也称：“黄河二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因“鲤”“李”二字同音，李唐统治者们对此颇为在意，一度禁捕鲤鱼。鲤鱼成为祥瑞，自唐以后已经基本定型。

——摘编自武强《历史地理变迁语境下的黄河鲤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