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是一个虎大的制度系统往往寓“协商”于决策之中。秦朝凡是重大事件如议帝号、封建、封禅等都与大臣商议。汉代承袭此制，协商的议题更为广泛，如立嗣、立法、人事任免、教育、盐铁专卖、边事、出战、迁都等重大问题都要协商。集议一般由丞相、御史大夫主持，如果议题特别重要皇帝也会参加或主持。参加集议的人数根据议题牵涉面而定，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几百人。汉代设置了针对国家某项重大政策的“专题协商"会，如有关经济民生领域的盐铁专卖会议等。隋唐建立起一套“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施行”的三省六部制的“决策——执行”机制。在明清两代，一些重大问题决策、重要人事选任、重大案件审理通常都要进行不同方式的协商。

——摘编自齐惠《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协商”因素》

材料二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士兵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对协商民主进行制度化的尝试，士兵们通过协商议事来行使其民主权利。在延安时期，“三三制”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权组织形式，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上还是在运行机制上，都体现了协商民主的要求。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协商精神。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并通过这一机制协商建国，完成了旧政协未能完成的历史使命。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政治协商和基层的社会协商一体两翼，支撑起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要框架。

——摘编自谈火生、宋雄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百年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