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确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官员选拔制度对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随着空前统一的新王朝出现，高度集中的皇权巩固，需要不断地削弱地方士族势力，选拔新的文化官僚来接替士族手中的权力，充实国家对地方的控制。隋文帝在吏部收归对地方官吏选举权的同时，有意打破维护士族利益的察举制，取消“以族取人”的门户界限，充分发掘和利用察举制中试策考试的公平竞争因素，将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重要标准，分科选拔和任免治理大一统国家的文官队伍。
——张希清等《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材料二：在建文二年至水乐二十二年9科殿试中，明廷共录取进士1939人，其中南方6直省共1622人，占同期全国进士总数的83.65％……这种进士地理分布呈现出南北相差悬殊的局面，不仅严重压抑了落后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脱颖而出，而且不利于明朝加强对全国尤其是边远落后地区的统治，增强边远落后地区对朝廷的向心力。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仁宗谕礼部臣曰：“科举之士，须南北兼取。南人虽善文词，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选，北人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场取士，以十分论，南士取六分，北士四分。尔等其定设各布政司名数以闻。”
——郭培费《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科举制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明朝科举取士“南北兼取”的背景及意义。
材料一 与世袭制和察举制和比，科举制是一种公平、公开、公正的人才选拔方式。日本、韩国等地从唐朝开始就效仿中国的科举制，16—17世纪，欧洲传教士将其介绍到欧洲，在18世纪，科举制受到了英、法等启蒙思想家的大力推崇。从宋代起，科举不论出身，只要士子有才学、品行端正都能参加。在科举所经历的1300年间，选拔出的进士约为十万，举人、秀才高达百万：在宋、明时代的名臣能相中，很多都出身于进士。科举改善了民间读书风气，学而优则仕变成了一种风尚。明清时期，若以秀才来计算中国的读书人，常态下都不少于50万，若包括童生则超过百万。
——摘编自邓文睿《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历程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二 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建立与发展
时间 | 基本情况 |
19世纪以前 | 国王恩赐官员制 |
19世纪初期 | 自由党和保守党交替执政，公开地进行官场“肥缺分赃” |
1832年 | 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参与国家立法，但行政大权，仍在贵族、寡头势力的操纵之下，工作效率低下，束缚经济发展 |
1853年 | 克里米亚战败，引发英国政治危机 |
1854年 | 国会议员杜威廉提出建立文官制度建议：由大学生来担任政府中的行政智力工作，一般人员担任机械工作；通过选拔考试选任智力工作人员；统一管理各部人员，各部互相转调、提升；官员的提升以上级考核报告为依据。该建议后以法令形式加以实施，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开始建立 |
1870年 | 政府颁布枢密院令，确立文官公开竞考，择优录取的原则，文官一经录用，非经法定事由或辞职，即可任职终身。文官必须遵守《荣誉法典》中规定的职业道德，不准经商，或是从事任何营利性事业 |
1921年起 | 政府设立行政裁判所，受理行政人事纠纷，以监督文官制度的运作 |
——摘自杨萱《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与改革》
(1)根据材料一，简析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建立的背景及其内容。
材料一宋朝军力不强，边患又重，但立国却长达300余年，这与士大夫的“共治”意识密不可分。北宋立国之初，太祖有约：“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宋代士大夫的爱国热情也为之高涨，张栽的横渠四句正是他们精神的写照。林大中，登进士第，下车伊始，大修贡院、兴学校、教化百姓。上任不久，“郡督输赋急，大中请宽其期”，上级不听，竟辞官而去。吕夷简面对太后的指责，以“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作答。徐侨更是直言宋理宗：陛下耽于享乐，世有扁鹊，将望见而却走矣。南宋亡国前后，史籍所载殉难者中，仅进士出身、官知州以上士大夫就有近百名之多。这种“共治”意识的文化软实力化作南宋军民不屈不挠的浩然正气和忠君爱国的核心价值观。
——摘编自何忠礼《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
材料二英国近代文官政治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中立的原则，其在两党政治的交替中，为保证资产阶级政策的连续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专业文官在政府中的地位日益显著，文官的权力已日益越过政治中立的原则，渗透到了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出现了文官系统和政府之间，文官系统与议会之间某种程度的“共治”。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高级文官70%左右毕业于牛津、剑桥大学；同一时期，毕业于这两所名校的议员比例也达到了40%左右。英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指出：他们这些人的思想，或者说他们思想的出发点，和拥有生产工具的人是一样的，他们都代表共同的阶级执行立法和行政。
——摘编自王志刚《英国文官政治中立的历史及现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士大夫“共治”意识在政治上的体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政治“共治”出现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比中国宋代与英国近现代“共治”的异同。
材料一 按唐制，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四品以下官由吏部考核，三品以上官由皇帝亲自考核。考课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法，“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秤，四曰恪勤非懈。“二十七最”是根据各部门职掌之不同，分别提出的不同要求。经过考核，定出上、中、下三等九级，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考课标准和奖惩办法。
——摘编自张晋藩《考课—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重要制度》
材料二 明中叶以来，官僚主义愈演愈烈。隆庆二年张居正给穆宗所上的《陈六事疏》中指出，当时的官场风气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纵委徇”。万历年间经由神宗皇帝批准推行“考成法”。其一，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酌量道路远近，轻重缓急，确定完成期限。上述事由、环节分别登记在三个账簿上；其二，六部和都察院分别按照所留帐簿底本，对相关官员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逐月检查。如果未按期完成，则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罪论处。六科根据账簿登记，稽查六部的执行情况，内阁根据帐簿登记，稽查六科，并对隐瞒不报事例进行惩处。明代史学家谈迁评价张居正：“江陵立考成法，以为制治之本。向者因循玩愒，至是始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焉。”又曰：“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数支塞。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倍数载。“
——摘编自陈国平《张居正改革中的考成法考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考课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考成法出台的背景及发挥的作用。
材料一 举孝廉是两汉时期察举制度中最普遍盛行的制度。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令二千石举孝廉”，正式规定郡国守相，若“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作为对二千石等官吏是否忠勤于国家的考察方式之一，后又规定了郡国察举孝廉的人数和具体标准。其标准有四项：“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摘编自《汉书》《续汉•百官志一》等
材料二 南宋至明清时期，考中的状元、进士群体的地理分布图
—摘自张希清、毛佩琦等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材料三 宋朝科举制度取消了门第限制，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如“工商杂类”获得应试的资格，到北宋末年，甚至僧道亦可参加应试。在举行考试时，逐步形成了严格的密封考生姓名的“糊名”制度；设立专门负责誊录考生答卷的“誊录”制度，还有主持考试的高官不回家，锁门谢客，不与外人往来的“锁院”制度。
—摘编自宋希清《中国古代科举制度通史》
(1)根据材料一，简析汉武帝时期实施“察举制度”“举孝廉”的主要目的，并概括这些选官制度的“具体标准”。
(2)根据材料二，说明示意图反映的历史现象，从经济的角度阐述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简析宋代科举制度的新变化，并概括这一变化对宋代政坛的影响。
材料一 宋代之前是五代十国，这一时期，改朝换代多依靠武人，因此武人日益骄横，很多人不愿意读书；宋代统治者把大量读书人吸引到科举考试做官上来，让他们把毕生精力放在读书、考试上，一方面有利于减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也繁荣了文化，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为了鼓励学子参加科举考试，逐渐取消了唐代以来举士时在品行、职业、服纪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国家取士的范围更加扩大。自隋至清，各代进士录取总数，以宋为最，达36131人，加上诸科等总数达11万多人。宋代统治者为了防范考试作弊，在考试管理上采取了许多较为严格的举措，主要有：避亲嫌、弥封、誊录、锁院等。宋初科举，沿袭了两级考试制度，但在宋太祖开宝六年以后，科举取士变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逐级升考拔录，比较严格。王安石任宰相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废除了进士科以外的其他科目。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宋代，为鼓励读书人，彰显读书的种种好处，只要科举考试及第就可以任官。宋太祖时，官位高低与考试等次还没有直接联系，但这种状况至太宗时发生了很大变化，即特别重视高第。
——摘编自周宝砚《宋代科举考试制度》
材料二 1882年3月，伊藤博文受日本政府派遣，率领“宪法考察团”赴欧洲考察宪政状况与官制，1885年，日本第一届内阁建立，这时便分出了文部。在实施内阁制过程中，日本近代的文官制度逐步完善起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考核和任用制度。随后，有关官吏考试和任用等方面的规定和纲要陆续出台。1887年，日本的明治政府实行《文官考试试补及见习规则》，对高级文官和普通文官的人员任用都进行了限定，确认了国立大学学历的重要性。1893年，明治政府颁布《文官任用令》和《文官考试规则》，对文官的任用进行规定，强调必须以考试合格为前提，从此以后，学校的考试制度更加严格，考试内容更加充实和丰富。后来，日本政府又颁布《文官分限令》和《文官惩戒令》，从此时起，日本官吏相关的所有的制度，都已有较完备的制度。此后越来越多的平民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实际的能力与学问进入政府担任官职，经过严格考试的检测和考核，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官员。……清末民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日本为“偶像”，纷纷求学于日本。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模仿日本文官制度实行了官制改革……
——摘编自姚春海《日本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及其启示》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述北宋初年统治者重视发展科举的原因，并分析这一时期科举制的特点。
(2)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述近代日本公务员制度发展进程中所呈现出的特点，并分析其在政治建设方面的所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中国古代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选任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调整。西周“六艺”重视射、御。唐代设立武举，测试骑射、负重等。两宋至明代都延续武举，并设置武学。
就武举而言，两宋“以策（论）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凡武举，始试义、策于秘阁，武艺则试于殿前司，及殿试，则又试骑射及策”。由于统治者重文轻武，宋代士人有能力应进士举者，不屑于应武举。明弘治六年（1493）规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然而明代武职多荫袭，武举只是补充形式。
就武学而论，宋代武学“设教授以文武臣熟知兵事者充任……视看人材、试验弓马，合格者始许入学”。其教学内容除弓马武艺外，尤其重视“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明代武学则增加了《论语》《孟子》等作为主要教材。
——据《宋史》《明史》等
材料二“以弧矢定天下”的清王朝，武举渐以骑射、技勇为重。嘉庆年间改策论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即合格。而武官选任则以行伍出身为正途，武举出身次之。就军事教育而言，清廷不再专设武学，而是在官学设立武学教习教授生员。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先后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其课程主要教授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新式炮台和营垒的构筑方法等工程技术。编练的新军按才学品行优劣、训练勤惰、考核成绩高低决定赏罚，排以上的军官须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明武举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阐述从宋明到清代军事人才培养与选任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和秦始皇建立的管理政府官员的制度，开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先河，但从严格意义来说，中国古代正式的文官制度是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开始。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金字塔式的行政结构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运行的基础。历代君主为维护统治而精心设计，官职的设置、文官的选拔任用等都由君主决定。在选拔文官上，强调德才兼备。自汉武帝开创考试选拔文官以来，特别是科举制度形成后，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代所选拔出的文官往往从开始读书识字到揭榜入仕，都一直要接受杜奸防贪、清正廉明的教育。
——摘编自赵瑞军《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统治功能》
材料二 近代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英国开始逐步确立了文官制度，但各国公务员的内涵却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英国，称之为“文官”，它包括上自政府的常务次官，下至清洁工，并且是经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的文职人员，但不包括政务官和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行政部门的官员统称为“文官”，而立法部门的参议员及雇员，司法部门的法官，均不在文官系列。法国将国家机关人员统称为“公务员”。日本的“公务员”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公务员”，指在中央政府机关、国会、法院、国立事业单位等供职的所有人员；一种是“地方公务员”，指在地方工作的相关人员。
——摘编自吴旭《西方文官制度对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启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方文官制度各具特色的原因。
材料一 宋代科举考试中，应试者的出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才能，因此，无论是官宦、世家之子，还是贫贱、下人之后，均可同场应试，试卷经弥封、誊录后，除试卷所反映出来的才能高低外，已无任何差别，亦即是说，所有的应试者均站在同一平台上参与竞争，任何人都没有特权。正是这种公正和平等，保证了官僚阶层始终不断地有新鲜血液予以补充，从而也保证了官僚阶层的精英地位。而大量庶族寒门弟子在这种公正、平等观点的影响下，通过“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有的甚至还跻身高官显要，这一现象自然激发了社会各阶层冲刺科场的热情。
——摘编自徐红《宋朝科举制度的改革与社会价值观的演变》
材料二 中国社会进入了近代以后，人们对读书做官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古往今来读书做官为人生第一要务，今乃视为畏途”，随着读书做官信仰体系的崩溃，许多人对科举功名的态度也渐趋冷漠，更有视功名如敝帚的。现实生活中商业利润的巨大诱惑是那样地吸引人，连读书人也“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故“凡为聪慧子弟悉为商贾，不令读书”。1905年4月19日《中外日报》报道了广东科试情形：“本届科试，广府属各县循例考试，而应试者无不因之大减。其中人数最减少者，以番禺为最。昨该县初复时，与考者不过八百余人，以视往岁人数众多，殆有天壤之别。”
——摘编自杨齐福《近代士人文化心态的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解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科举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人们对科举的态度及形成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