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期各主要诸侯国先后对旧法律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变法改革，赵国有《国律》，楚国有《宪令》，魏国有《法经》，秦国有《秦律》。魏国《法经》对后来其它各国的立法，特别是秦国商鞅制定秦律影响极大。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在秦国付诸实施，商鞅提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使万民皆知所避就”。秦国老幼妇孺皆知“商君之法”。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   梁启超宣称：“法治主义乃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制定宪法，为国民第一大业”。“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可能更微于近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籍曰有之，而不能舍法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厉行法治，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民权。梁启超一再申明，法治精神在中国“古而有之”，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来推衍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让人民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法律文化。

——摘编自李宁《近代中国的法治思想与政治秩序的互动》

材料一   关于怎样治国，孔子认为，用政令来约束，用刑罚来整治，只能使老百姓暂时免于罪过却不会使其有羞耻之心；用道德来教育，用礼仪来要求，不但能使老百姓知道羞耻而且能够使其敬服（《论语·为政》）。孔子还强调，政令宽和，老百姓就会轻慢，得施以刚猛之策进行纠正；政策刚猛了，民众就会受到摧残，得再施以宽和之策；宽、猛互相调剂的政策才是政治和谐局面的由来（《左传·昭公二十年》）。

——摘编自陈生玺《中国古代的德治与法治》

材料二   “秦汉更替”是德法关系的又一次大变革。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秦以专任法治而强，实现大一统。代秦而兴的汉朝，经过数十年的思想更迭，逐渐接受儒家“为政以德”的理念，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思想。到隋唐时期，“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法并重模式日趋成熟。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言之有理工作室《揭秘古代中国德法共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