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 | 见解 |
| 《国语·晋语八》 | “威与怀各当其所，则国安矣。君治而国安，欲作乱者谁与” |
| 《管子·任法》 | “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此治之道也” |
| A．诸子的政治观趋同 | B．德治思想深受推崇 |
| C．君权出现强化趋势 | D．官僚政治发展成熟 |
2 . “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叛者，身得斩罪，妻、子仍流二千里。若唯有妻及子年十五以下合赎，妇人不可独流，须依留住之法，加杖、居作……在室之女，不在配限”；“造畜者虽会赦，并同居家口及教令人，亦流三千里。（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无家口同流者，放免）”。
——《唐律疏议》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有其地位和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中的讲话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以“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为主题进行分析阐述。（要求：论题应围绕主题且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中国古代，剥削阶级法律的本质和特征，固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但“法密则国无全民”。汉代制定法律凡六十篇，三百五十九章，“律令繁多百有余万言”，到《北齐律》的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隋《开皇律》又约为五百条。唐承隋制，当大乱之后为谋求大治，务须“安人宁国”；故加强法制，力求审慎、简明，于是《唐律》根据隋律再为省并。古代统治者认为，公布法要是国家严肃的大事，商鞅“徙木立信”而令出必从，秦国由此富强；新莽自乱其法，终于崩溃；唐太宗鉴于隋末的法令多变，认为立法要审慎，律条要简明准确，颁行后要有稳定性，便成了后世制定法典的准绳。天下没有“万世不变的法则”，古代法制并不是封建帝王口含天宪“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的那样。从《商君书》的“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到唐初立法的“取合时宜”，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制。总之，在我国古代史上，一朝结束，一朝兴起都制定法律，本质上是一致的。
——摘编自杨廷福《论中国古代法制建设》
材料二 明太祖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认为，元败于“纵驰”，因而主张“刑用重典”，即“重典治国”。在立法层面，明朝颁布制定了天量的法律来加强对官吏的治理。《大明律》规定，设“六赃”罪，即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和坐赃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务的贪赃行为，以显示罪行的严重。明律中严厉惩罚贪赃枉法的条文比前朝法律大为增多，规定也更加细致全面。在刑法制度上，对于违反法律官员的处罚，量刑较之前朝加重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官吏的定罪一旦判定，则该官吏永久被除名，终身不得录用。除此之外，朱元璋还说：“明处法令行之久矣，奈何犯者相继？由是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诰》以昭示民间，使之趋避。”尽管朱元璋明白“明主治吏不治民”的道理，他深知农民阶级的威力之大，因此必须管理好人民，既要体恤民情，又要防止民众力量过于强大。
——摘编育蔡芃《论明代法治的“重典治国”及对中国当代反腐倡廉建设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法治政策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运用法律治国与前代的不同。
| A．约束统治者私欲以“以德配天” |
| B．法律程序流于主观判断尚不健全 |
| C．反思殷商统治而主张“明德慎罚” |
| D．为巩固统治以“明德”限制地方 |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国际法则是以行为体的内在联系为基本预设的，将所能接触到的所有民族视为一个有亲缘关系的大家庭，在此基础上建构规范，讲求重义轻利、往来礼仪、互助互谅等。国家间关系就不仅仅表现为利益平衡的结果，国际法也不仅仅靠制裁违法者保障其有效性，而是调和关系、促进合作追求共同体的和谐，并通过“礼”的教化作用使各国内在地遵守国际法律，这伟国际法直正地成为国际社会“公平和美良的艺术”也为国际政治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检验标准，而不是表现为机械的利益平衡规则或“强行法”等社会价值底线。
——摘编自汤岩《古代中国主导的国际法：理念与制度》
材料二 为了适应新情况罗马的外事裁判官制定了万民法。在《法学辞典》（增订版）中万民法被定义为市民法的对称，指世界人民共同适用的法律。在部分法学著作中，万民法也指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国际公法。虽然这一时期的万民法仍然脱离不了时代、地域以及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它已经具备现代国际法的基本雏形，作为国际法的起点对后世影响深远。
——摘编自李露雅《国际法源流——国际法从西方到世界》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主导的国际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述特点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罗马万民法的适用范围及其实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谈谈你对古代东西方国际法实践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