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韩非认为给“小过者”施以重刑，就会使人小过不犯，重罪更可以避免，最终达到“无罪而乱不生”的境界。他又说：“然则去微奸之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他坚持“必罚明威”的杀无赦观点，“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摘编自谷方《韩非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唐律疏议》规定，贵族犯罪，分别得以议、请、减、赎和官当；如犯谋反大逆罪，则因家庭关系，按亲疏分别“缘坐”；如家属或亲属间一般犯罪，可“同居相为隐”；如夫“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而妻殴夫，要徒一年；如“主人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而部曲、奴婢过失杀主，处绞刑；等等。
——据冯红《唐代刑法原则考论——以<唐律疏议>为中心》等整理
材料三 民法典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法典。从未出生胎儿的权利到不同年龄段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从公民乘车出行到房屋出租买卖，从结婚离婚到家庭关系和遗产继承，它涵盖各个方面。民法典的许多内容体现出对社会发展新需要、人民权利发展新需求的积极回应。它摈弃了历史上资产阶级民法典重物不重人或者见物不见人的缺点，把对公民享有的人格尊严的权利，全面纳入民法典的调整和保护范围。
——据刘丹《民法典：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述韩非重刑的思想，结合所学分析其提出上述思想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律疏议》的立法特色及其历史地位，分析其立法特色形成的原因。
(3)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评析“民法典”的特色。
| A．顺应了时代变革的潮流 | B．旨在打击封建贵族势力 |
| C．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础 | D．响应了奴隶阶级的诉求 |
①早期国家可能已经有了法律 ②叔向反对子产“铸刑书”
③郑国因“铸刑书”走向衰亡 ④子产主张以道德教化民众
| A．①② | B．①④ | C．②③ | D．③④ |
| A．以礼治国倡导民本 | B．治国理政趋于理性 |
| C．血缘宗法色彩浓厚 | D．基层治理体系完备 |
5 . 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瞒，包庇犯罪，而官府对这种隐瞒、包庇的做法不予惩罚或减轻惩罚，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时期 | 发展情况 |
春秋战国 | 亲亲相隐，语由《论语·于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便成为亲亲相隐的基石。法家对此反时，如商鞅变法观定："令民为什伍而相 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新，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
汉朝 | 汉武帝时期，衡山王刘赐谋反，又欲废太子爽，太子爽上书告发其父。后衡山王因事败自杀，而太子爽告父不孝，弃市。武帝一朝，不但提倡“父于相 隐".而且在父于关系上做了一定延伸，将养父子列为容隐之列。 汉宣帝地节四年诏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匪孙，罪珠死，皆上请廷尉以闻。"由此，“亲亲得相首 匿"便成为定罪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下来。 |
唐朝 | 《唐律疏议·名例》春六：“诸同居（居住在一起的亲属）,若大功（大功、小功皆为旧时丧服名，按血缘亲疏程度进行划分）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见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事及擿语（密告）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 用此律。” |
——据郭程《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的法律材料与秦汉“亲亲相隐"制度研究》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亲亲相隐”的发展做出合理的解释。（要求：表述成文、立论正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 A．魏国以法律手段维护礼制 | B．旧的统治方式已经被取代 |
| C．地主阶级是法律打击对象 | D．礼乐制崩溃成为时代潮流 |
7 .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人物 | 政治主张 |
孔子 | “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老子 | “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 |
韩非 |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 |
——引自《论语》《老子》韩非子》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征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征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三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而现行民事立法中的有些规范已经滞后，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编纂民法典，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范。
——摘编自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老子、韩非的政治主张。结合所学，指出秦汉时期治国主导思想的演变。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三省制运行机制的角度说明“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并概括《唐律疏议》在中外法制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新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的必要性。
| A．受到法治观念影响 | B．极力排斥社会阶层流动 |
| C．放弃重建礼乐制度 | D．重视基层民众伦理教化 |
| A．立法和治理要合乎时宜 | B．要通过法律实行善治 |
| C．直接用法律来治理国家 | D．向社会大众普及法律 |
材料一 从先秦经秦汉到曹魏，随着令的编集和完善，律由原可不断增减的开放性体系，变成大致固定和封闭的体系。《魏律》是秦汉法典体系演变成果的集中体现。《法经》是一部法学著作，而不是一部法典；盗、贼、囚、捕、杂、具，是法学意义上的分类。所谓“汉律九章”，是在《法经》分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类，同时也泛指汉律篇章之多。从文本上看，律、令都有一个由原始的诏书到改写成精密的法律条文的过程。无论是内容还是法律效力，秦汉时期的律、令似乎并无不同。
——摘编自孟彦弘《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
材料二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废共和而行帝制。皇帝敕令开始显示力量，并逐渐成为罗马法的渊源之一。在帝政前期，皇帝敕令并不经常被使用，而是借由元老院之手颁布法律。以公元235年塞维鲁斯遇刺为起点，罗马帝国开始分崩离析。政治动荡使皇权愈发集中，皇帝操纵了立法权。皇帝敕令几乎成了唯一的法律渊源，甚至被直接称为“法”。在查士丁尼的支持下，东罗马帝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典编纂（汇成《罗马民法大全》）。在《法学阶梯》（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学教科书）一书中，保留了大量的皇帝敕令。
——摘编自沈超《从皇帝敕令的演进过程看罗马政治与法律的关系》
材料三 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制定一部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基于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经由学者的呼吁以及最高决策层的决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的法治任务与目标，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工作由此拉开帷幕。“我国民法学界以后讨论的问题也不再是“中国为什么需要民法典”，而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法典”。”
——摘编自李星、王利民《中国民法典的定位与编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秦汉法典与古罗马法律的相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秦汉法典与古罗马法律演进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我国制定民法典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