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热点和焦点在北方，特别是与匈奴的关系。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逐渐强大，从高祖到汉武帝即位初，汉匈都一直有和亲之约。但从汉武帝开始，汉匈双方发生了近五十年的战争，到汉光武帝时，匈奴分裂南北两部，南匈奴附于汉，走上了与汉民族融合的道路，北匈奴被迫西迁。匈奴势力进入西域后，通过乌孙间接地开始控制西域，而汉朝通过和亲使政治势力进入西域，使匈奴势力呈消减的趋势，到汉昭帝时，匈奴势力有抬头之势，宣帝继位后出兵匈奴，加上匈奴内部不和，逐渐结束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西域都护成了西汉的一级地方政权。秦始皇时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治理，到汉武帝时，为了断匈奴臂，派张骞出使西域，加深了汉武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最终设立益州等郡进行管理，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

——摘编自王文光《秦汉时期民族关系互动述论》

材料二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材料三   唐代前期，唐王朝以“天下之主”自居，在奉行“华夷一家”民族政策的背景下，为了显示对外藩首领的恩宠，当时公主和亲相当频繁。在唐代有史记载的和亲公主16人中，前期（肃宗之前），有12人，作为和亲对象的少数民族多达6个，在地域上遍及西方、西北方、北方和东北方。安史之乱后，“华夷有别”观念占据主导，民族关系逆转，和亲次数锐减，只有4次，和亲对象均为回纥。在唐代前期“华夷一家”民族观念占据主导的前提下，唐王朝多将和亲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而少数民族则多希望通过和亲来加强与唐王朝的关系，以得到扶持和奖掖。而中后期的和亲政策则成为唐王朝挽救岌岌可危局面的良方，此时和亲多为争取少数民族的军事支持，或是对其军事支持的奖赏。

——摘编自孙玉荣《论唐代民族关系变化对公主和亲的影响》

材料一   西汉初年以妥协为主的隐忍战略，为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但也存在边境饱受侵扰等弊端。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为汉武帝反击匈奴奠定了物质基础。为提振国威，汉武帝改变了柔弱的边防政策，大规模开疆拓土。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汉朝的边疆地区得以稳固和发展。

——摘编自王玉冲《汉武帝治边方略》

材料二   唐朝治边思想是对汉末以降几百年间民族冲突与融合进程中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唐皇室在治边思想上有较少的夷夏意识。唐高祖提出要“追革前弊……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治边指导方针。唐太宗曾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怀之以文德的羁縻之策是唐朝在确立“君臣之位”光环下统驭边疆的手段。唐朝后期，随着国力的衰落，边疆地方势力开始抬头，最终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摘编自刘俊珂《汉唐西南边疆经略再研究》

材料一　 华夏国家、民族从春秋战国起就逐渐加快了它的一体化进程。这种一体化进程打破“邦国”、“宗族”壁障，使国家、人民不论在政治制度、个人身份、族类从属上都发生极大变化。秦统一中国以后，统一的国家机制更加规范及完善。在民族融合与同化中，华夏民族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自秦汉以来，华夏民族往往将国家的强大、统一和民族的安全、和睦作为评判国家、民族强弱兴衰的基本标准，并形成民族与国家的一种深沉的、绵延的文化心理与社会理想。

——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二　 在“天下如一”的“天下主义”观念下，唐代处理与周边部族关系的基本政策，既继承了前代的册封体制，又新创了管理体制，朝廷所授予的“都督”、“刺史”称号与其首领地位一样世袭不改。

——摘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材料一   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平定楚江南地，降服居于浙江一带的越族，于其地置会稽郡。同时，命太尉屠睢率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南下：一路出余干之水东进，征服闽越及东瓯，于其地置南海、桂林、象郡。……又迁徙五十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共处。南方新置郡县后，遣大量逃亡者、奴仆、商人、罪犯去充实戍守。

——摘编自杨洪贵《秦始皇移民政策的政治功能》

材料二   唐时，面对分布广泛的少数民族，唐太宗采取了不同的民族政策。他通过军事征伐大败突厥并使之内附，平定吐谷浑并助其复国，平定高昌、焉耆及在西城具有较大影响的龟兹，“龟兹平，西域震骇”。同时与吐蕃通过和亲实现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相处，并设置一系列的都督府，由少数民族各部酋长对本族进行统治，这使得统一稳定的局面基本上形成。……唐太宗的民族政策，虽也是处于封建社会中统治者的一种羁縻政策，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但它不是限制，而是有意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与联系，给予少数民族首领以优待，封官进爵，并且给予其部族以优惠的安置，进而削弱民族隔阂，最终实现同化的目的，同时，通过民族间的经济联系与贸易往来，在民族交往中实现多元发展。

——摘编自田小飞、王延庆《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及民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