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世纪以来，英国平均每四五年就会发生一次荒歌，导致粮价上涨，骚乱活动频发。为此，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中央政府通过王室公告、敕令和议会法令等限制乃至禁止粮食出口并免除粮食进口关税，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搜查余粮以供应市场。而部分乡绅认为都铎政府试图用“粗糙的地方行政管理机器”来取代中间商，会适得其反。基于对地方情况的了解，乡绅通过请愿等方式对中央政策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担任治安法官的乡绅是中央教荒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中央政府通过他们的报告来了解相关政策的落实状况。地方乡绅还致力于改良农耕技术，以提高粮食产量，同时发表救荒册子和农书等。
——摘编自冯雅琼《近代早期英国救荒知识的产生及传播》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决定摒弃传统乡村社会救济理念和模式，改为以国家动员和组织乡村民众自救为主、发放救济物资为辅的理念和政策。乡村社会救济的根本途径就是提高物资产量，要提高产量就必须投入生产劳动，只有生产劳动才能增加产量。同时，通过乡贤和各级政府等渠道，要求破除农民的“等、靠、要”思想，提倡群众互助、自由借贷、变死钱为活钱等方法，对生产者采用先行贷粮、后收成品的方式、推动各地农副业生产恢复、副业的生产也成为增加灾民收入、提高灾民自救能力的重要方式。各地政府工作人员与人民解放军开展节约“一两米运动”，有的机关甚至每日每人节约四五两粮食，有的干部拿出全部津贴救济灾民。
——摘编自谢迪斌《新中国初期乡村荒政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缘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推动近代早期英国乡绅救荒行为的主要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近代早期英国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救荒举措的优势。
材料一 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乡绅、族长等精英一直扮演着传统国家和民众沟通桥梁的作用。但由于20世纪初的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内政外交危机中，乡村精英无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原有的功能。在这种条件下，乡村社会的权力真空便需要新的社会群体来填补。这种社会群体既要有足够的能力完成国家汲取资源的任务，又不能在乎自己的社会名声，甚至要不惜与乡村社会的利益对立。为此，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社会群体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推动开展“造村运动”。日本不同地区的农村基本状况差异较大，因此需要根据当地的农业资源、文化资源以及经济状况发展特色农产品。对初级农产品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后用途多样化，还能够有效提高农户收入，较好地满足市场对于不同农产品的需求。日本还建立了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协”，形成以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协”和村行政自治组织并行的乡村二元治理结构。此外，为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政府相继颁布《农村、山村、渔村通电促进法》（1952），《町村合并推进法》（1953）等法律，主要针对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方面进行详细的规定，以增加日本乡村生活的活力，提高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和完善乡村的行政治理体制等。
——摘编自李金锴、高鸣《乡村治理何以有效？——国外典型实践模式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群体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总结日本的乡村治理经验。
| A．放弃了城市自治的传统 | B．全面践行自由主义思潮 |
| C．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管理 | D．地方立法削弱中央集权 |
材料一 中世纪商业的兴起，是城市能够在封建庄园制度的环境中复苏的关键，使得商人的力量日益壮大起来，正是他们领导斗争，城市才从封建领主那里争取到了自治权。古典城市文明的传统主要体现在中世纪城市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之中，在意大利的城市中反映的最为明显，由选举产生的市政长官被称为“执政官”,这个称号本来是罗马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名称。11世纪后期起，意大利城市普遍开始设置执政官，它不仅是一个官职，而且还是完全意义上的自我统治的象征。
——摘编自黄洋《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形成》
材料二 到1851年，英国城市化率已经突破50%,英国总人口1800万，其中城市人口占52%,城市中人口10万以上的城市有10个，法国仅5个。以棉纺织中心曼彻斯特为例，工业革命前，这里人口仅在1万人左右，仅有几条又脏又暗的街道，没有市政机关，也无权选派议会议员。1786年阿克莱特纱厂在此创办，仅过15年后，该地已经建成50家纱厂，成排的大烟囱日夜不停地将滚滚浓烟吐向天空。同时，城市中心区域已开始美化，那里开辟了宽阔的街道，旁边设有商店，街道有了照明，还成立了城市消防队。
——摘编自王斯德《大学世界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世纪西欧城市自治的主要原因。结合所学，指出当时参与城市治理的主要力量。(2)根据材料二，指出工业革命后英国城市发展状况。结合所学，简析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在城市治理方面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