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中后期，美国迎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高潮。过快的城市人口增长，使城市环境承载能力迅速下降，期间出现的各种生活、生产污染为病原体营造出绝佳的寄存场所，从而为传染病大规模暴发埋下隐患。当时美国城镇居民仍然延续着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将垃圾直接倾倒在街道的习惯，垃圾收集和处理被看做居民的个人事务，甚至连首都华盛顿也未能幸免。淡薄的卫生意识和恶劣的居住环境让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群体成为各种传染病首先侵袭的对象。

——摘编自李晶《论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公共卫生改革》

材料二   1918年南京传言出现“肺炎疫”，苏州人心因之惶惶。本埠西医士暨地方官厅共同研究预防方法，采取如下预防措施）由地方官厅委任左、苏、杨三医士检验由火车来苏各旅客，并设一检疫所，以留医（意）疑似染疫及与病者接触之人。未及数日，即布置周妥。由二十二日晨起，沪宁火车开至镇江即止。向来行驶无锡之小轮，亦行停班。地方官厅一面赞助医士进行一切，一面维持治安，令剧场三家，同时暂行停演，复用他种方法，阻止人众集于公共场所，每日由检疫所医士刊布报告，将疫病如何危险、如何预防，当众演讲，俾实行防范而消灭之。是项疫症，不致发现于苏城，诚幸事也。

——陆允昌《苏州洋关史料》

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崇，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是具有传染性的。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在《温疫论》中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的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10年10月，中国东北爆发鼠疫疫情，日俄双方借机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12月，清政府指派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开展防治工作。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政府还通过报刊等新兴媒体力量，大力倡导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

1911年4月，清政府成功抵制了日俄的干涉，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邀请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讨论扑灭疫情的办法，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同时还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陈雁：《20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一略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

10 . 材料   1917年10月26日，列宁向俄国新工人政府宣读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和平的法令，建议各交战国结束屠杀，拥抱国际团结，但被两个好战的大国置若罔闻。但是他们甚至列宁本人都没有意识到：如果布尔什维克的和平提议被采纳，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就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控制。从1917年末到1920年，流感病毒在全球迅速传播，平民付出了特别沉重的代价。1917年，当布尔什维克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基于和平的新起点时，资本主义政府有一个不同的议程。他们想要帝国主义的胜利和帝国主义下的和平。这意味着，当流感这样的灾难爆发时，他们没有停止战斗的意愿，也没有将从大规模屠杀转向大规模关怀的意愿。病毒没有国籍，它是国际性的。国际主义和集体行动对人类的贡献可能远远超过对国家掌控权的争夺和对自由市场的冷酷算计

——摘编自【英】约翰.威斯特摩兰《1919年西班牙流感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