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医药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历年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三百多片同医学有关。1973年，在河北藁城商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三十多粒供药用的桃仁和郁李仁。成书于战国至西汉间的《黄帝内经》，奠定了古代医学理论基础。东汉名医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华佗发明了麻沸散，东晋名医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唐朝名医孙思邈著有《千金方》，宋朝名医唐慎微著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明朝名医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中国古代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科、五官科、传染病以及各种疑难杂症的治疗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在药物学、方剂学、针灸学以及养生保健学等方面更是特色鲜明。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发展传统医药。2017年，《中医药法》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建立以中医医院为主体的覆盖城乡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政府推进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建设，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发展迅速，中医养生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2016年，我国建立了涵盖中医药各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室和科研实验室，形成了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在中医药教育方面，我国基本形成院校——毕业后——继续教育有机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实现从中高职、本科、硕士到博士的中医学、中药学等多层次、多学科、多元化教育全覆盖。中药产业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体系，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战略性产业。政府积极推进中医药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中医针灸”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我国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招收留学生、派遣医疗队、出口中药等形式，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学术团体及个人开展了多渠道、多层次的友好交往，将中医中药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
——摘编自朱建平《新中国中医药发展70年》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概括古代中医药学成就的特点。
(2)依据材料二，简述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发展传统中医药的措施。
材料一19世纪后半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进程中，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了政府干预公共卫生。19世纪30年代，英国流行病肆虐，政府开始干预控制疫情。《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干预公共卫生，强调建立卫生管理机构的必要性。英国从1841年开始免费实施疫苗接种，这是英国首次开展的持续性公共卫生活动。1867年英国制定新的《防疫法》….1865年，英国开始组建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为主的研究体系。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了英国的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
材料二 各国应该团结起来，加强协作，共同应对，不应互相“甩锅”。各国需做好全面的准备，现在最大的敌人不是病毒，而是恐惧、谣言和歧视。各国尽快主动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加强数据、技术的共享，加快疫苗的研发；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摘编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共担责任，全球声援》
完成下列要求：
（1）根据材料一，归纳近代英国政府干预公共卫生活动的背景和主要举措。
（2）提炼材料二的主要观点。综合上述材料，提出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合理化建议。
材料一 我国自古就是瘟疫多发地区之一，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据邓拓《中国救荒史》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怪，或认为是阴阳失和所致。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南宋隆兴二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
——摘编自张文《中国古代的流行病及其防范》等
材料二 霍乱于1832年在英国的首次暴发，推动了地方卫生委员会的成立；1848年再次暴发前，国会授权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中央卫生委员会颁布了公共卫生计划，利用国会授予的法律权力，在城市清除污染源，开始在全国普遍建设供水和下水道系统。19世纪末的西方大城市，无不在努力接近英国首倡的卫生和水源管理标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简单预防措施，像煮熟饮用水和周期性检测水体的细菌污染状况，也有效防范了对水媒传染病的整体接触。富裕国家赞助的一些国际行动，如请医学专家参与帮助地方当局控制病情等。此后，不仅是霍乱和伤寒等烈性传染病，其他一般水媒传染病也在急剧减少。
——摘编自（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
材料三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及时制定疫情防控战略策略，加强统一指挥，统筹抓好其他地区防控工作，把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作为着力点等行之有效的方法措施。国际抗病毒研究学会主席约翰·内茨表示，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果断有力，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为国际社会的有效应对赢得了宝贵时间。
——摘编自徐惠喜《防止疫情蔓延展现负责任大国作为》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瘟疫多发的主要原因。
（2）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14至17世纪中期，伦敦先后爆发过20多次大小瘟疫。面对最初的黑死病疫情，教皇亲自设计弥撒驱逐瘟疫，教会则通过教堂担负起医疗救治的责任。政府规定严禁曝尸街头，死者必须深埋；限制出入病疫区。许多地方当局还规定有传染嫌疑的房屋及家具要通风熏蒸、曝晒消毒，并向民众普及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英王对疫病重灾区免除征税，同时发布公告严控伦敦城内的屠宰活动，禁止污血流入街道或泰晤士河。随着疫病的扩散，政府进一步制定卫生法规，管制医药行业，推进医疗的正规化进程，并新建或重建多家医院。城市也开始设置清道夫清扫街道。到了16世纪，关注公共健康成了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摘编自魏晨光《从黑死病反观14—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医疗状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 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 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全国城乡人口逐步上升。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4—17世纪英国应对疫情措施的背景并说明“卫生革命”的意义。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英国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防治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一 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疫抗争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能辨别出伤寒、疟疾、痒疥疾等传染病，抗击传染病的措施也已出现，进而以“制天命而用之”的昂扬精神，鼓舞民众防治疫病的信心。疫情发生后，本着“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的思想，历代政府会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救灾措施。唐大和六年春，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流传疫疾，文宗责成地方官员亲自下乡送药，向老百姓传播防治疫病的知识。发生疫病后，历代政府均要求地方官吏必须及时如实。上报灾情，并且对上报灾情的时间和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
——摘编自邓铁涛《中国防疫史》等
材料二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面对各种严重流行的疫病，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加强领导，发动群众，配合生产，深入宣传，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1953年12月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新中国“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地方政府对于组织群众，说服教育以及各项防疫具体工作，均予以积极推动。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不懈努力下，成功的消灭或控制了各种疫病的流行和蔓延，为以后新中国的防疫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大大推动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
——摘编自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卫生防疫事业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疫病防治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建国初期我国疫病防治取得巨大成绩的原因及意义。
材料 王守仁，汉族，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集立功、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
1510年，王阳明到江西庐陵县任职，其间庐陵县发生瘟疫，王阳明发告民书：“今灾疫大行，无知之民，慈于渐染之说，至有骨肉不相顾疗者。汤药馆粥不继，多饥饿以死。乃归咎于疫……”王阳明一方面“思所以救疗之道，惟在诸父老劝告子弟，兴行孝弟。各念尔骨肉，毋忍背弃”，号召“洒扫尔室宇，具尔汤药，时尔馆粥”；另一方面“贫弗能者，官给之药”。王阳明认为“虽已遣医生，老人分行乡井，恐亦虚文无实”，主张“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见告”。至当年十月王阳明离开庐陵时，疫情已基本解除。
——摘编自王阳明《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
（1）根据材料，简述王阳明为控制疫情采取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王阳明战胜瘟疫的理念。
材料一 在中世纪发生的黑死病被称为“大瘟疫”、“大死亡”、人类只有通过祈祷和并悔才能获得救赎。一种说法认为土星、木星和火星会合，造成了“空气中毒害心脏和肺部的物质产生，并四处传染”。另一种说法是欧亚大陆遭受了一系列的地震，使得地心周围的毒气释放到地表，造成瘟疫的传播。有人将黑死病归咎为犹太人向公共水井中投毒；所有人都相信是人类自身的罪孽引来了上帝的愤怒，更有一些编年史作者声称“黑死病不是瘟疫，而是上帝的天谴”。
——摘编自《黑死病社会历程变迁》等
材料二 伴随着黑死病夹带的人口死亡，劳动力价格上涨，这加重了庄园经营的困难。人们开始关注自己，关注人，而这种“人的发现”对文艺复兴运动也起到了巨大的堆动作用，并由此刺激了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复兴。
1348年，欧洲一些地方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批卫生局，医学变得专业化，医院从负责隔离到负责治愈。人们在同大瘟疫进行抗争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总结着防疫经验，从1348年到1500年间，有关这方面的主要出版物就有200多种。
——摘编自《黑死病与意识的觉醒》等
(1)指出材料一中时人对病因的认识，并结合时代背景谈谈你的看法。
(2)根据材料二，分析黑死病肆虐的影响。
材料 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人口的激增，居住空间的狭小以及政府对公共卫生治理的漠不关心，天津的卫生状况趋于恶化，各种传染病流行。于是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在清末的天津出现了。1902年，清政府成立了北洋防疫局，由直隶总督府管辖，并附设海港检疫医院一所。同年，天津.又成立了卫生总局，采用西方医学技术进行防疫、检疫，并负责疾病控制及城乡环境卫生治理等事宜。直隶总督府于1904年颁布了《天津防疫章程》和《大沽查船验疫章程》，分别为天津地区的铁路沿线及海港防疫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得天津地区的防疫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但对大沽海口的检疫工作由来自北洋防疫医院的4名西医负责。清末天津的卫生防疫管理实践为日后北京城市卫生建设提供了样本和经验。由于当时中国民众对此缺乏正确认知，而地方乃至中央政府在推行时又往往忽视了对民众的卫生教育，希望一蹴而就，然而却往往事与愿违。
——摘编自刘棋《清末天津卫生防疫制度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天津卫生防疫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清末天津卫生防疫制度。
材料1848年英国霍乱期间，报纸、杂志纷纷掲露城市的卫生状沉，认为霍乱用骇人听闻的方式找到了最肮脏的居住处。霍乱是“社会病”造成的后果，也不自觉地成为最公正无私的“卫生改革家”。《泰晤士报》认为：“霍乱是所有卫生改革家中最优秀的，它不放过任何错误，也不原谅任何过失。”1848年9月，亨利梅休在伦敦霍乱比较严重的伯蒙兹地区进行调查，在致《晨报纪事》的信中，描述了目睹的霍乱情况：霍乱把“伦敦划分为不健康区和死亡区”，（伦敦）北部和东部污秽和发热横行，南部和西部则是贫穷、肮脏、垃圾和霍乱肆虐，爱尔兰人聚居的雅各布岛是霍乱的中心，此地茅舍简陋，污秽遍地，霍乱猖獗。
——摘编自毛利霞《19世纪中叶英国霍乱与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
材料二 为应对此困境（霍乱），英国政府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于1848年成立中央卫生委员会，1871年成立地方政府事务部等机构，促进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第一阶段的卫生管理主要遵从1848年的《公共卫生法》，在代表中央意志的大都市伦敦首先创建中央委员会，然后再任命检查巡视员，去管理地方上的那些分支委员会。伦敦的中央卫生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查英国各地的公共卫生状况，并提出相关管理意见。
——摘编自王广坤《论近代英国的卫生检查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中叶英国公共卫生运动兴起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叶英国公共卫生改革的举措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材料 16-17世纪的西欧，瘟疫频发，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受严重冲击。面对疫病肆虐，基督教会束手无策，宗教医学毫无成效，使民众对教会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产生怀疑，动摇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削弱了宗教医学的社会基础，促进了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成长。这个时期，为追求现世幸福，人们开始关注自身健康、重视医生建议，医学界对疾病的认识也由原来讲求抽象思辨的自然哲学病理观向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病理观转变。在英国，宗教改革打击下教会政治、经济基础被铲除殆尽，宗教医学存在基础瓦解。社会政治环境与观念文化的发展变化，推动了英国防疫对策的转变。英国政府以非宗教手段防控瘟疫-实施隔离、清扫街道、物件消毒、禁止集会、严禁人员和牲畜流动等。尽管有信徒对措施进行抵制，但它依然为政府强行推行，而传统宗教疗法几乎被完全抛弃，世俗医学大行其道。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的防疫对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的变化趋向。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变化的原因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