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约里奥·居里（法国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在发言中热烈地向伟大的中国、英雄的朝鲜人民、伊朗、埃及以及其他为争取和平而顽强奋斗的人民的代表们致贺。约里奥·居里强调说：我们必须遵循下列三个最重要的原则：

（一）不同的制度和平共存是完全可能的。

（二）一切分歧都能够而且必须用和平方法求得解决。

（三）一个国家不应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

我们必须揭露战争贩子及他们干涉别国内政的策略。干涉别国内政尤其是美国的政策的特点，美国以所谓“援助”为藉口来干涉各国的内政。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运动，使战争贩子不得不违背他们的愿望来维持和平。

和平是能够保持的，维持和平的方法之一就是裁减军备并停止扩张军备运动。

千百万人民都已表示主张禁止原子武器。其他种类具有大批杀伤的武器也同样必须禁止。

我们已经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和许多国际团体或一国性的团体建立了联系，这对争取和平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大会不久就要在巴黎举行第六届大会，我们一定要让大会听到我们的声音。

——约里奥·居里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节选（原载《人民日报》19 51年11月2日）

朱光潜先生早年留学英国和法国，他接受了现代西方的系统的学术训练，回国后便开始用西方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诠释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化，而在抗战期间，则深入到儒家礼乐文化中，并对礼乐精神进行了更全面的学术定位。朱光潜认为，儒家学术思想里有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礼的观念和乐的观念。儒家正是从礼和乐“这两个观念的基础上建筑起一套伦理学，一套教育学与政治学，甚至于一套宇宙哲学与宗教哲学”。在朱光潜看来，礼的观念和乐的观念构成了儒家文化的根基。儒家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个人、社会到宇宙并不是一个相互割裂的过程，而是一个同心圆的外推的过程，而整个同心圆则被礼乐照亮。在这里面，朱光潜重视的并非是形式意义上的礼和乐，而是精神意义上的礼和乐。他说虽然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道志等，礼的精神是序、节、中、文、理、义、敬、节事等，但括而言之，乐的精神就是一个和，礼的精神就是一个序。

——摘编自易冬冬《传统礼乐的美学重构：以朱光潜和宗白华为例》

材料   宋应星（1587年—约1666年），江西省奉新县人，明朝著名科学家。其著作《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它在明末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横空出世。明代土地开垦面积达到极限后，精耕细作是提高产量的唯一方法，也是农业科技发展的着力点。宋应星关注水稻栽培，把《稻》作为全书之首。科学家丁文江道：“先生（指宋应星）生于豫章。广信之铜，景德之磁，悉在户庭。滇南、黔、湘冶金采矿之业，又皆操于先生乡人之手。《天工开物》之作非偶然也。”日本学者依据《天工开物》思想，提出富国济民的“开物之学”。法国汉学家儒莲把《天工开物》中的生产技术信息不断翻译出来，促进了欧洲的技术革新。德国学者薛凤的《开万物之技艺·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在美国出版，引起西方学界对《天工开物》的热烈关注。

——摘编自张志清《《天工开物》的守护与传承》

材料   1941年8月，美英两国联合发表《大西洋宪章》，表达了两国反对纳粹暴政、重建世界和平的决心。但在其适用范围上，两国产生了分歧，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我深信如果我们要达成稳定和平，就必须让落后国家开发起来。我不相信我们能够一方面作战，反抗法西斯奴役，同时却不去努力，让全世界人民自落后的殖民政策中解放出来。”英国内阁则认为“大西洋宪章是针对我们希望救离纳粹暴政的欧洲国家而发，不是用以处理大英帝国的内政事务，也不是用以处理美国与其殖民地，例如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面对分歧，美国进一步明确其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尔斯说：“如果这场大战事实上是为解放人民而战，他就必须使得全世界以及美洲世界的人民的主权平等，我们的胜利必须带进全体人民解放的列车里，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完结。”这一主张得到苏联、中国等国的支持，二战后得以实践。

——摘编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

材料   改革官僚机构是戊戌变法的重头戏。有学者认为封建王朝末期的改革之所以成效极其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治者用于发动改革的官僚队伍本身就是一支腐败之师。因此，封建王朝的历次改革都将精简机构与人员作为挽救王朝命运的措施之一，戊戌变法也不例外。甲午战后，光绪帝为奋发自强，命督抚廷臣保举人才以备调用，于是各方保举折片络绎不绝，然光绪帝尤对维新党人青睐有加，授予他们极高的品衔，有利于推动维新变法的同时，也使维新派陷入与老资格官员的尖锐对立之中。此外，光绪帝还对官僚机构以大刀阔斧之势进行改革。1898年6月，仅京师一地被裁撤衙门就达十余处，被裁的官员胥吏“将及万人”，以致“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地方督抚看到京师乱象后，其原本的观望态度变成敷衍，裁撤诏令在地方成为一纸空文。

——摘编自熊小欣《再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材料   李善兰（1811—1882）近代著名的数学家、翻译家。少年时期就接触了《九章算术》，并自学了《几何原本》前六卷。鸦片战争爆发后，他认识到：“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1845年，李善兰创造“尖锥术”，在对传统数学垛积术进行研究中，得出了国际著名的“李善兰恒等式”。后又同汉学家艾约瑟合作翻译《重学》，首次介绍牛顿三大定律，与伟烈亚力合译的《代微积拾级》，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微积分教科书，与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将“日心说”在中国传播开来。1861年秋，曾国藩筹建安庆军械所，将他“聘入戎幄，兼主书局”。几年后，又资助他出版《则古昔斋算学》。晚年，李善兰任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总教习，开展数学教育。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王韶（1030—1081年），北宋名将。宋神宗曾派王韶对西北地区进行治理。熙宁三年（1070），王韶向朝廷建议在秦州成纪至渭源的沿渭水一带地区招募弓箭手营田，用所收物产来辅佐军费，被朝廷采纳。到了熙宁五年初，营田已取得了开闲田百顷的初步成效。熙宁三年（，王韶建议在秦凤路边缘地区设置市易司，将蕃汉贸易的部分利益收归朝廷，“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入亦不下一二十万贯”。这一提议在朝廷内外引起了争议，由于王安石的支持，宋神宗最终采纳了王韶的建议，在古渭寨设置了市易司。熙宁七年二月，王韶言：“通远军自置市易司以来，收本息钱五十七万余缗，乞下三司根磨，推奖官吏”。熙宁五年五月，王韶建议在通远军设置蕃学，以汉法教育蕃酋子弟；熙宁八年，“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购地十顷，岁给钱千缗，增解进士为五人额。从之”。王韶对西北地区的开拓经营，对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对当今的边疆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摘编自王连旗《论王韶对西北地区的开拓经营》

材料     新中国刚刚成立，文字改革便作为一件大事摆在中央面前。从1949年10月到1954年10月，先后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中共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文字改革工作。文字改革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简化汉字、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和推行普通话，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经过反复研究磋商，1955年10月确定了《汉字简化方案》并开始分批推行。1958年2月11日，《汉语拼音方案》经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开始在全国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让语言文字的发展在“书同文”的基础上，向“语同音”迈出了重要一步。由于有了简单、实用的汉语拼音，扫盲和推广普通话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摘编自黄加佳《新中国汉字简化过程揭秘》等

材料   蔡和森（1895—1931），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1918年4 月，蔡和森和毛泽东等人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1919 年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他刻苦自学法文，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比较早地得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的结论。1920年9 月，蔡和森明确地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他关于成立共产党的提法明显地早于其他早期领导人。此外，蔡和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1922年，蔡和森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明确提出了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等民主革命阶段的奋斗目标。

——摘编自王相坤《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蔡和森篇》

材料   张太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15年考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与邓伸夏到长辛店组建劳动补习学校，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后到天津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多次陪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他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规事件”，他主张武装工农予以反击。1927年8月出席“八七.会议”，坚决主张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先后任中共溱北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等职务、他在1927年12月领导广州起义，并建立苏维埃政府，后来遭敌人突然袭击不幸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