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数量的增多，部分中心城市空间扩展受到周边城市的限制，相邻城市之间的摩擦也逐渐增多，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以“撤县（市）设区”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区划调整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行政手段开始大行其道。早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等城市就曾经出现过这种调整，通常的做法是将大城市周边的县或县级市改为区，纳入到大城市行政区范围内，从而为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统一规划和协调发展创造条件。撤县设区改革，在发展意义上，契合了由“农村中国”向“城市中国”的变革趋势。在实践中，“撤县设区”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工业化、城镇化基本是同步进行的。

——摘编自王禹澔等《“撤县设区”研究刍议与展望》

材料   张居正，嘉靖年间进士，1572年任内阁首辅。张居正深感大明江山如同“将圮而未圮”之室，“其外窿然，而中则蠹矣”。于是，他针对官场上无视法纪、上下因循苟且、遇事推诿的作风进行改革，根据事情的大小、缓急，定出时限，延误者受到究治，进行整顿。他在大同、甘肃等边外之地设置互市，听令内地商人赴边贸易；他经常就边疆镇守和防御之事和部将商榷讨论，给与专断之便，并让地方官员配合，“动无掣肘”，故能边境晏然。他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很快，“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黄河得到治理，漕船可以直达北京。张居正面对官僚和缙绅地主的反对，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凡勋戚庄园、民田等，一律丈量。并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推行“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1901年迄1905年，清廷最高统治者痛定思痛，决意变法。1901年7月，清政府宣布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新设商部、学部、巡警部和练兵处、财政处5个中央机构，撤除地方和中央的闲散衙门。1905年前后，立宪国日本战胜君主国俄国的消息传来，慈禧太后震惊之余，“如梦初觉，知二十世纪中，无复专制政体容足之余地”，退决心仿行宪政，并于1906年9月下谕宣示预备立宪要先行厘定官制。1908年11月，溥仪继位，由其父载沣担任摄政王，主持国政，积极筹备立宪。原有之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宪政编查馆、吏部、中书科、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批本处等衙门一律裁撒。组建责任内阁，在13名阁员中，满、蒙贵族占9名，其中皇族5名。当时即有人预言：“窃恐内闾甫成立，而推翻之动机已伏矣。”果然，不到半年，武昌首义爆发。

——摘编自李志茗《论清末新政时期的行政改革》

材料   鸦片战争以后，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被打破，频繁的战争引发了疫病流行频率的增高。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西方卫生知识以及公共卫生观念也逐步引入中国。甲午战后，面对“华界”的肮脏与“租界”的整洁，清政府的部分地方官员开始逐步效法“租界”，建立起早期公共卫生防疫制度。1905年，清政府成立了巡警部警保司下的卫生科，属于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卫生科掌核办理防疫卫生、设置病院以及检查医药等事宜。卫生科下设三科：保健科、检疫科、方术科。保健科负责检查清洁河川道路、饮食物品安全等公共卫生事项；检疫科负责免疫、检疫疫病以及预防疫病等事项；方术科负责病院的管理、药品生产及营业、医生和稳婆的考验等。1906年，清政府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将巡警部警保司下的卫生科升格为卫生司。自此，清代全国范围内的卫生防疫制度逐步确立。

——摘编自罗小林等《清代卫生防疫制度考略》

材料   邓颖超（1904~1992年），大革命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探索如何才能使妇女的解放和民族与阶级的解放结合起来的道路；同时创办妇女补习学校。大革命失败后，邓颖超在上海坚持党的秘密工作，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和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的险恶环境中，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与敌特展开了隐蔽战线上的智慧之战。抗日战争中，邓颖超先后在武汉、重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党的地下工作。她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解放战争时期，邓颖超在深入进行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摸索解放中国妇女问题的好办法，确立了农村妇女工作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参与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加强对妇女的宣传教育，培养妇女干部。此外，她还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了许多工作。

——摘编自刘春秀《论邓颖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贡献》

材料   赵佗（约前240年－前137年），恒山郡真定县（今河北正定）人。原为秦朝将领，与任嚣南下攻打百越，后任南海龙川县令时，赵佗迁徙大量中原华夏军民到岭南地区与南越人杂居。秦亡后，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建立了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汉十一年，南越国臣服汉朝，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赵佗引入中原农耕技术与先进文化，实施“和辑百越”政策，任用越人首领吕嘉，使其官至丞相，吕嘉“宗族官贵为长吏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赵佗对汉称臣以来，不断“使人朝请”，历文、景、武三朝，汉越间的和好关系得以长期维护和巩固。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   安史之乱以后，刘晏针对“时天下钱少货轻”“商贾不通”，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对唐朝的赋税制度进行改革。他提出了“理财以爱民为先”“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的改革思想。同时刘晏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主张选拔和任用一批坚决拥护改革，而又精通经济管理的人才。他制定了常平法，即根据年景好坏，“常年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丰则贵取，饥则贱与”。与此同时，刘晏还采用因地区生产特点来确定税收方式的办法，以解决人民当时严重缺粮的困难。如，对于岭南深山、沼湖地区的人民，可以用竹、纸、漆器、绫锦等当地的土特产代替租税，把粮食留归民用；对于特别不便于运输的地方，让农民把货物集中到附近的产矿区，换取铜、铅等就地铸钱纳税。刘晏经济改革使唐中后期的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史称刘晏理财“以爱民为先”，富其国而“不劳于民”。

——黄玉生《中唐时期刘晏的经济改革思想》

材料   董必武（1886-1975年），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14年，他东渡日本，在私立大学法律科学习，接受了比较全面的西方法律制度和学说的教育。1928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学说。回国后，董必武到中央苏区领导司法工作，查办了一些影响很大的案件。1948年9月，他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在此期间，领导制定颁布了200多项法令、法规、训令、通则等，在新生政权依法行政方面做了诸多开创性的尝试。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政法委员会主任，参与1954年《宪法》的起草工作。同时他还致函政务院并转毛泽东主席，提出筹备建立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请示学校校务委员会的任命名单，最终政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央政法干部学校。1956年，董必武在中共八大上提出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董必武是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法学家。

——摘编自王均伟《董必武法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启示》

材料   章太炎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幼对医学感兴趣。甲午战争惨败后，章太炎在医国医民问题上，决定选择先医国病。

章太炎先后参加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1913年，参加讨袁活动；1917年他又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法革命”。近二十年的革命、流亡、坐牢、失败，使章太炎健康日衰。1920年，他两次患病，几经反复后终于治愈。从此勤研医学，从医国转重医人。他广泛涉猎了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书籍，兼容中西之說，融今贯通，先后著成《论肺炎治法》《霍乱论治》等，有力地影响了中国医学界。章太炎精通国学，希望借国学以强国。

他以国学中的人物事迹激励国人，并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

——据赵永金《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材料   张太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15年考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与邓伸夏到长辛店组建劳动补习学校，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后到天津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多次陪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他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规事件”，他主张武装工农予以反击。1927年8月出席“八七.会议”，坚决主张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先后任中共溱北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等职务、他在1927年12月领导广州起义，并建立苏维埃政府，后来遭敌人突然袭击不幸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