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十分关注中国是否出兵朝鲜。但直到第二次战役，美国对中国出兵的相关情报一直是错误的。1950年10月18日，彭德怀发给志愿军的命令是“按照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等，使美国政府对中国是否出兵及出兵规模上出现了判断失误。美国军事领导人认为中国不会卷入朝鲜战事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联暂时不打算使这场局部战争扩大为一场全球性战争，完全没有考虑到美军越过“三八线”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作为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虽然他“几乎不了解中国馆军队或他们的军事原则，但是完全漠视中国馆士兵的存在”。

——摘编自邓峰《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情报评估》

材料二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一反应竟是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自国共内战开始以来，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内政的不干预的立场……同样，中共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但也没有存心针对美国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动。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就等于对美国对中国宣战。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就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在国际革命中应有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共今后多分担一下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而现在朝鲜革命真的遇到麻烦了。在麦克阿瑟叫嚣要打过鸭绿江和下令空军对鸭绿江沿岸中国领土进行轰炸，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如果让朝鲜在中国建立流亡政府，并将残部撤往中国，可能将战火引致中国境内，并让斯大林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派几十万军队进入东北的可能。因此，归纳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的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量。

——摘自：《沈志华：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

材料三   对抗美援朝战争，习近平说，“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

“这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了。”

“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分量)。

“经此一战，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愈战愈勇，越打越强，取得了重要军事经验。”

“经此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受到极大鼓舞，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

——摘编自2020年习近平《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材料   姚崇（650年-721年），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省陕州区）人。唐朝名相、著名政治家，曾任武后、睿宗、玄宗三朝宰相。

唐玄宗即位后，任姚崇为相，姚崇趁机提出向玄宗提出国家治理的十条意见即《十事要说》，主要包括：一、武后执政以来，以严刑峻法治天下，能否施行仁政；二、青海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灾祸，你能否不再贪图边功；三、能否对宠爱的亲信的不法行为严加制裁；四、能否不让宦官参政；五、能否在租赋之外不收大臣公卿的礼物；六、能否不任命亲属出任公职；七、能否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八、能否允许大臣们“批逆鳞，犯忌讳”；九、能否禁止营造佛寺道观；十、能否接受汉朝王莽等乱天下的经验教训而禁止外戚内宠专权。

姚崇的十条意见，是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唐玄宗以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数采纳，并委以大权，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础。毛泽东称称赞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参考《新唐书·姚崇传》《百度百科·姚崇》

材料   梁启超先生的政治思想可以分为数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6年发表《开明专制论》前，此间梁启超积极推进维新，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第二阶段是1906年到武昌起义之间，梁启超先生发表《开明专制论》，明确提出了“今日之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的论断。认为当时的中国，既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也不具备君主立宪的条件，故只能实行开明专制。第三阶段是武昌起义后到民国建立前，他明确提出“虚君共和”思想，并反对美国共和制在中国推行。第四阶段为民国建立初期，其思想由君主立宪转变为民主共和。第五阶段为晚年时期（1917年后）。梁启超先生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其政治思想于晚年居于保守。

梁启超先生在近代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躬身入局，致力于建设。其政治思想虽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但其置身于乱局之中也难免会随波逐流，不过这种随波逐流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不好，恰恰反映了梁启超先生与时俱进的特点，忽略晚年保守时期不谈，他的思想可说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停地进步的，这一点比他的师父康有为要优的多。

——容成《梁启超先生生平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