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和厚重的“历史符号”，为人类文明交流互动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中保存的精美壁画、雕塑，融汇了中国、印度、中亚乃至希腊文明等多种元素。1988-1995年，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汉文、西夏文、回鹘文和蒙古文等元代印本共39件，根据其中一些有明确信息可考的印本得知，其刻印地主要位于元大都和杭州等地，而且大都是元代后半期之物。这批印本以佛经为主，内容丰富，种类多样。另外北区还出土了丝绸类纺织品，如莫高窟北区第51窟出土一件褐地龟背纹妆花（南京云锦织造工艺中最复杂的一个品种）纱残片，经学者鉴定为元代织物。

——摘编自刘拉毛卓玛、杨富学《元代印本在莫高窟的发现及其重要性》

材料二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正式成立，开启了敦煌吐鲁番学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学者以强烈的学术、文化自觉，积极投身到包罗宏富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之中，奋勇直追、发愤图强，经过40年的努力，逐渐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旧有状况，形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崭新局面。敦煌吐鲁番学得以不断赓续发展，成为源于中国且实至名归的国际显学。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9月5日第002版

材料 罗斯福在1940年12月29日对整个国家发表了广播讲话。他说道，“这不是一次关于战争的炉边谈话”，“这是一次关乎国家安全的谈话”，这是对美国外交词典中的中心术语比较早的使用。罗斯福认为：“轴心国不仅承认，而且声明在它们的政治理念与我们的政治理念之间，并不存在最终的和平”，“如果不列颠沦陷了，轴心国就将控制欧洲大陆、亚洲、非洲、澳大利亚和公海，它们将处于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能够运用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海洋资源来对抗西半球”，“我们屹立在那里，守卫着大西洋，英国是我们的邻居。没有条约，没有不成文的协议，只是两个同样热爱自由的民族之间的自然而然的合作”，“难道有人相信，当自由的英国是我们最强有力的大西洋上的海上邻国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害怕对美洲大陆的任何攻击吗?”

——摘编自戴维·雷诺兹《大英帝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3 . 材料：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前，苏联为满足战争需求，积极增强国内情报力量，对苏军情报工作的指挥机制进行合理调整，形成了高效的情报指挥系统。1943年春，为查明德军下一步行动计划，苏军情报力量围绕德军相关作战问题展开侦察，在总参谋部的指挥下，苏军各方面都加强了自己在行动地带的情报侦察工作。经过对德军作战思想和战法的反复研究，苏联最高统帅部最终摒弃对战略防御的偏见，采取“以纵深梯次防御的各种火力、航空兵的猛烈突击及战役和战略预备队的反突击迎击德军的进攻，消耗和疲惫进攻之敌”的针对性作战计划。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情报工作为苏军指挥层的决策提供了全程支援，苏军的行动始终是以准确的情报为基础的。

——摘编自孙建民等《库尔斯克战役中的苏军情报工作》

材料一   在司马迁笔下，不论历史人物是贫贱还是富贵，也不论其最后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只要有可称道的道德表现或事功作为，就会进入他的视野。对事功充分肯定，但不作为最高标准。司马迁讲究“天人关系”，沟通“天人关系”最为重要的路径是“善恶”，尤其是大善大恶。这在《史记》中有明确表述，例如“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为善者，天报五以福；为非者，天报之以殃。”

——高希中《司马迁历史人物评价理念试析》

材料二   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重要历史人物洪承畴（福建泉州南安英都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清军入关前在松锦战役中失败，被俘降清）一直比较受人关注。自他死后至今的300年间，物议纷然，评价不一。

材料三   1996年，洪承畴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石狮市举行，会议认为“洪承畴作为清朝统治集团的重要谋臣在为满族夺取全国统治权、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中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冀震宇《社会变迁、文献解读与洪承畴“贰臣”形象的演变——兼论历史人物评价》

材料一　晚清财政左支右绌,不得不举债以纾财困。甲午战争前,黄遵宪等人呼吁“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遭到部分国人反对。他们认为,世界各强国都有举借公债的财政经历独我国向来只有鬻爵捐输,而无国家借债之习惯与经验”。他们从传统爱国伦理出发，呼吁政府可汇民众报国之心筹集内债。这影响了清廷中枢财政决策，清廷随即发行了爱国公债等多只内债。但是,清政府“未能立信用于国民,而于财币交易,尤多留不信之历史。就令激于公义,或加以强制”,最终募款寥寥,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

——据毕学进《“由外而内”:晚清外债善恶之辩到内债思想萌生发端》

材料二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一亿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其中华东区分担45%，上海又占华东区的66.6%。针对人民群众对公债的疑虑，党和政府着重强调认购公债既兼顾国家发展，又充分照顾个人利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把公债宣传和1950年春节宣传结合起来,制定购买公债的口号和标语,开展以工商界带头认购、群团组织推动的认购竞赛。上海组建了市级、区级、办事处的公债推销的纵向组织,又按照行业成立了推销公债的行业组织。截至1950年8月,上海市共认购 29 968 956 分,较好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认购任务。公债的成功发行不但弥补了一部分财政赤字,也让新生政权获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党成功地将经济治理与社会动员和政治认同建构在同一劝募网络之中,在实现从革命到建政和执政的平稳过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孔祥成等《从首笔国债发行看新中国初期中共的城市社会动员能力》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并了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外工作，尤其是具有特殊作用的对外文化交流。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对象首先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邻近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文化交流随之有了相应的发展。1949年10月，以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此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文化代表团和艺术代表团纷纷来中国访问。同时，中国文化艺术团体也走出国门进行访问演出。1958年，中国成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直属于国务院，形成了对文化集中管理体制。至1958年年底，中国有59个艺术表演团体到49个国家访问演出，中国的京剧、歌舞、杂技艺术、木偶、皮影和民间音乐在国外受到广泛欢迎，中国的许多地方戏剧和少数民族的歌舞，同样在国外获得极高的赏识与评价。

——摘编自张登德《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20 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提出“求同求和”与“全面参与”的外交思想。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成功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重大成果。截至20世纪末，中国已与123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订文化交流执行计划430个，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外国和国际文化组织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文化外交不仅依靠官方渠道。各部门、各地方也参与进来。文化部（今文旅部）与经贸和旅游等部门合作，共同推进文化外交发展。交流的品类日益增多，艺术展览更加注重作品的民族性和艺术水平。1978 年8月，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与邓小平会面。1979年2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双方在翻译、出版和版权方面的合作也始于该时期。从1978年下半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双方每年合作项目都超过300个。

——摘编自杨悦《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的传承与创新》

材料   安史之乱持续8年，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血流成河，江山鱼烂，经济彻底摧毁。大乱之后的广德二年，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5000%。政府税收一落千丈，仓库空空如洗，根本拿不出东西增加供给平抑物价，当时物资已经紧张到连皇宫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唐朝将恢复经济的命运寄托在漕运上。刘晏授命危难，在宰相元载全力支持下，他充分表现了统筹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细的头脑和改革创新的才智。他组织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运河得以顺利全线通航。为解决运输问题，他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运粮船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地区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并首次把散装大米改为袋装。刘晏派官吏和军队沿途押运。在运输工具方面，他拨付大批资金在扬子开设10个船厂，建造两千艘急需的大型运输船，以当时最低造价的两倍的价格，支付造价，保证了造船质量。为保障顺利通过水流湍急的三门峡，他参与设计了一种超大型的“上门填缺船”，改进了船纤所用的材料，制成坚韧的纤绳。为保障人力的使用，他废除无偿徭役，改为工资雇佣制。漕工采用特殊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纪律严明，责任到位。由此，江淮的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代宗大喜过望，说道：“我们父子有饭吃了！”

——摘编自马立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材料   刘墉（1720～1805年），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清代政治家。在安徽学政任内，鉴于当地获得贡监生资格的士子多数名不副实，不学无术，且目无法纪横行乡里的情况，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上书朝廷，要求对捐纳贡监生区别对待，由州县地方官和教官共同管理，分工合作。在首任江苏学政期间，他认真校士，勇于革除考试中的各种弊病。进入中央政府之后，乾隆四十七年刘墉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不久即遇上御史钱沣弹劾和珅的亲信、山东巡抚国泰等人婪索亏空一事，他和和珅、钱沣受命前往查办。由于刘墉积极协助钱沣，终使案情大白，国泰等人受到应有的处分。刘墉被誉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嘉庆九年十二月（1805年1月），刘墉去世，时年八十五岁，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

---摘编自陈连营《略论刘墉》

材料   拓跋氏入主中原后，以原始部落法和汉晋法律结合，“刑重网密”，以致执法官吏多以严刑酷法逼取供词。孝文帝太和年间，北魏两次修律，于太和十六年颁行，即为《太和律》。《太和律》一方面废除了鲜卑拓跋氏习惯法中的固有酷刑，另一方面又下诏“罢门房之诛”，废除了族刑连坐之法。《太和律》将不孝、不敬等入律，对李悝《法经》以来的法规律令重新洗牌，将“齐之以法”“示之以礼”结合起来。《太和律》还将原有的七刑简化为“死、流、徒、鞭、杖”五刑，并为后世北齐和隋唐所继承。《太和律》修订后，以“律、令、格”为体例，体系较于唐律相差无几。

——摘编自李书吉《论<太和律>及北朝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