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徐光启（1562—1633年），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先后任翰林院检讨、翰林院纂修、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等职。他作为有志于用世的读书人，乐于结交西方传教士，接受新的科学知识，通过翻译书籍、参加农业试验，为朝廷提供解决民怨的对策等实现经世致用的抱负。他用算学之法治水治田，以天文历学适时农务，以强兵治赋、治赋明农将农业与国防关联，在屯田、水利方面的理论总结与实务探究为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编撰了许多与农业相关的著作，如《屯盐疏》《种棉花法》《甘薯疏》等，特别是被称之为“农业百科全书”的《农政全书》的出版，既有他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实践后的总结，又有对前人典籍的广泛搜集与分类汇辑，无论种植养殖，抑或围田屯垦，有图有文，有章有法，普及推广价值明显，文化积累意义卓然。

——摘编自吴平《<农政全书>编辑思想浅析》

材料 19世纪60年代，沙皇政府一般是以官方订货方式来刺激工业生产，对与铁路修筑以及机车制造有关的工业和企业的订货价格往往高于市场上的价格；成立有工商业者参加的工业会议和商业会议，讨论工业、商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办技术学校，培养技术人员；出版有关杂志，以交流生产经验。为保证俄国铁路、重工业的发展，1868年沙皇政府准许免税进口冶金、机械制造、钢轨工业所需要的生铁、熟铁和一部分机器。随后，当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影响本国生产发展时，沙皇政府便应本国企业主的要求，实行了巩固关税壁垒的措施。1868—1891年，生铁关税增加9倍，钢轨关税增加3倍半。高额关税还涉及绝大部分工业品，沙皇政府在1861年改革后相当注意引进西方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重要工业原料和新技术。改革前50年，俄国进口的工具和机器总计为83974件，“木犁与链枷、水磨与手织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铁犁与脱谷机、蒸汽磨与蒸汽织机的俄国”。

——摘编自张桂荣《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再思考》

材料1901年1月5日，邓恩铭出生在贵州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邓恩铭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到济南城内外进行宣传讲演。五四运动后，邓恩铭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邓恩铭参与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2年初，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以中共代表的身份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参加了列宁倡导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中共二大以后，在他的领导下，矿区工人很快组织起“矿区工会淄博部”，并建立了淄博矿区第一个党支部——洪山矿区党支部，使淄博矿区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1925年2月，邓恩铭与王尽美发动胶济铁路和四方机车厂工人举行全厂大罢工，罢工取得胜利。邓恩铭后因叛徒出卖被捕，1931年4月5日清晨6时慷慨就义，年仅30岁。

——摘编自余玮《邓恩铭：中共一大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材料   陈垣（1880—1971），字援庵，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他在1943年叙述自己的治学经历时说道：“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他在“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的备课札记中写道“或问：‘现在中国史应如何做法’。答曰：‘一方面要发挥本民族伟大之精神，一方面要指责历朝政治之缺点；处处说明社会进化之原理，及国民与国家之关系’；目的在造就现代式的国家，与各国享平等之幸福。此现代本国史之做法’”。

——摘编自毛璃方：《陈垣“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新证》

材料   龚自珍（1792—1841），祖父、父亲皆为进士出身，外祖父是清朝著名学者、《说文解字注》的作者段玉裁，母亲段驯能诗工画。龚自珍精于经史，中过进士，做过礼部主事的官，生活的乾、嘉、道三朝，“圣朝”的威风依然，而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他在倡导经世致用学说时，成为众所共认得摇旗呐喊的有力人士。由此，一些士子学人从书斋转向社会，由宋、汉之学转向经世致用。在龚自珍的文献中，论及西方殖民主义的有两篇，一是《罢东南番舶议》，一是鸦片战争前的《送钦差大臣候官林公序》。“夫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西方“所重者”，皆中国“不急之物”，“宜皆杜之”。在龚自珍身上集先进与落后于一体。他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发展的一个最初步的中介，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

——摘编自茅海建《龚自珍和他的时代》

材料   李四光早年留学日本和英国，主要从事地质基础学科的研究，创立了地质力学。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冲破阻拦毅然回国。在高校院系调整工作中，李四光主持了北京、长春两个地质学院的建院工作，以后又推动了许多中等地质技术学校的建立。李四光很早就预见到铀矿资源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多次上书中央要求成立专业队伍进行研究和勘探，为两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利用新华夏沉降带找油的理论发现了多个油田，打破了“中国贫油论”的说法。李四光认为地震是由地质构造运动引起的，可以利用对构造应力场的观测、分析掌握其动向。

——摘编自陈群《李四光传》

材料   1991年4月，日本在美国压力下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部队。这是日本首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次行动因为没有宪法和法律依据，引来了大多数国民的反对。为了创造有利于海外派兵立法的舆论环境，此次维和行动结束后，日本政府在国内不断宣传维和行动的成果。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标志着日本为在联合国名义下实现海外派兵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该法限制性规定日本自卫队在参加维和行动期间禁止执行诸如监督停战、收缴武器等主体业务，仅能执行诸如医疗、抢救灾民、运输、通讯等维和部队附随性业务。后来，通过修正案，追加了国际监督选举活动、人道救援物资运输任务，同时放宽了武器使用的限制。此后，日本先后向安哥拉、柬埔寨、莫桑比克、萨尔瓦多、卢旺达、叙利亚、以色列、洪都拉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派出人员参与维和行动。

——据张晓磊《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政策评析》

材料   淳熙元年（1174）、淳熙二年（1175），南宋在内政方面出现的最大问题是行用会子的弊端。宋孝宗诏令有关臣僚讨论应对“会子危机”的问题，任职于仓部的辛弃疾进奏了一篇《论行用会子疏》，提出应对“会子危机”的策略。“朝廷用之自轻故耳”“世俗之徒见铜可贵而楮（楮币即纸币）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夫会子之所以轻者，良以印造之数多，而行使之地不广”。政府“姑住印造”，停止滥印会子。

——摘编自《宋史·辛弃疾传》等

材料魏建功（1901—1980），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奠基人。以下是其部分生平简介：

材料       1966年春，随着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美国在越南战场越陷越深。为了及早结束越南战争，有人极力鼓动使用战术核武器。大多数美国战略家、许多政治领导人和参加过“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都竭力反对使用核武器。“杰森”小组是五角大楼的顾问组织，经过数月的研究论证，一份题为“东南亚的战术核武器"的绝密报告完成。报告认为，如果掌握了越共基地的准确方位，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决不会对战争结局产生任何决定性影响。越共的部队规模小，灵活机动，营地又极其隐蔽难以发现，相比之下，如果受到战术核打击，美军的损失将更为惨重。报告认为，使用战术核武器可能导致的政治后果就是战争进一步升级。即使敌人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性还击，美国在越南首先使用战术核武器的事实将导致影响深远的严重后果，最重要的后果可能就是跨越了核门槛。世界各国必将逮责美国使用战术核武器，甚至可能导致美日同盟条约的废除。美国也无法向国内舆论交代。

——摘编自【美】彼特+海斯、尼娜·坦嫩瓦尔德《美国为何没有在越战中动用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