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陈云（1905—1995）自1945年底成为东北地区的主要中共领导，并在1948年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席。该解放区的财经制度的巩固和统一始于1947年，包括以下步骤：建立预算制度，每月须做经常性开支预算并报告实际支出；建立审计制度，安排审计人员入驻各机关，负责按月检查；建立统一的多层次国库制度，严格按规定调拨资金；将中央收入来源与省级收入来源分开；将中央的支出与省级支出分开；规范财政管理制度，包括人事管理和会计手续；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统一征税等等。在1948年11月全面控制整个东北后，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政府收入，中共当局进一步提高农业税税率，实行烟酒专卖，发行政府债券，促进对外贸易，以稳定物价。凭借高度工业化的经济和陈云管理财政的非凡能力，东北成为所有解放区中财政状况最健康、财源最充裕的地区。
——摘编自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
(1)根据材料，概括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在东北地区管理财经工作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陈云的实践活动。
材料一 贞观四年，唐太宗与群臣讨论如何安置内附的东突厥。……中书令温彦博建议把突厥迁入河南朔方之地，全其部落、风俗，其实质是在尊重突厥生产方式及风俗习惯的前提下的自然同化之策。唐太宗反复权衡后，采纳了温彦博的主张。
——摘编自梁华《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看唐文化的繁荣》
材料二 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吸取了隋“弃德穷兵，以取颠覆”的教训，……对边疆地区的军事行动十分慎重。在此期间，尽管唐王朝曾发动对东西突厥的战争，……然在战争之后，唐朝廷也一反“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方针，而“抚九族以仁”，对少数民族实行较宽厚的羁縻政策。
——摘编自詹子庆、田泽滨主编《中国古代史》
请回答：(1)据材料一，概括温彦博提出的建议。据所给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太宗安置东突厥的措施。
(2)据材料二，分析唐太宗采取的处理民族关系的策略，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该策略的实践效果。
(3)综合上述材料，说明唐太宗的治国之道。
材料 1919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凡尔赛宫召开和会。经过长达6个月的谈判后，于1919年6月28日签订了《凡尔赛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德国损失了10%的领土，12.5%的人口，所有的海外殖民地，16%的煤产地及半数的钢铁工业。同时要求德国必须承认全部战争责任，承认对协约国平民犯罪。根据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决定，德国共需赔偿约合113亿英镑且以黄金支付。当德国了解到条约内容后，愤怒和屈辱感迅速在国内蔓延。起初德国政府拒绝接受条约，德国海军甚至以自沉舰艇的方式表达对条约的不满。战后的德国经济非常羸弱，只支付了条约规定的赔偿金额中的一小部分，但即使这一小部分也给德国经济造成了极大地负担并导致了近1/3的通货膨胀。
——摘编自任梦君《凡尔赛条约——德国的绞刑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德国对《凡尔赛条约》不满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凡尔赛条约》签订的影响。
材料一：所谓一赏者，利禄官爵抟(音同“团”，凭借之意)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夫固知愚、贵贱、勇怯、贤不肖，皆尽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天下豪杰贤良从之如流水；是故兵无敌而今行于天下。
——《商君书》
材料二：免役之法，据家资高下，各令人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
——《宋史・王安石传》
(1)依据材料一概括商鞅变法的措施，结合所学评价商鞅变法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安石废除官僚特权的措施和后果。综合中国历代变法和改革，认识“求变”、“求新”传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材料 莫尔兹比在当时局势中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位于新几内亚东南部，是澳大利亚北部沿海首要战略要冲。日本占领莫尔兹比，就可对周围区域进行有利的海空防卫，控制澳大利亚北部海域，从而有可能切断美澳交通线。美澳保护住该地，不仅可使日本切断美澳交通的计划化为泡影，而且能对日军已经占领的东面和东北面一些重要岛屿造成威胁。因此莫尔兹比是双方必争之地，莫尔兹比激战不可避免。此次战役，日本动用了20000人的兵力，结果13000人被歼灭。盟军也有较大的损失，澳军伤亡达5698人，美军伤亡2843人。
莫尔兹比战役是澳大利亚军队在部分美军协助下取胜的，它在二战史中有较重要的意义。首先，这次作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妄图切断美澳联系，消除澳大利亚基地作用的计谋，从而严重削弱了日军对西南太平洋的控制。其次，它的胜利协助瓜岛战役完成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战略转折。美国于1942年8月7日揭开瓜岛战役，其目的之一是为了牵制日本向莫尔兹比投入更多兵力，造成日军顾此失彼的不利局面，进而取得西南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第三，国力薄弱的澳大利亚在莫尔兹比作战中能战胜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极大地鼓舞了亚洲各弱小国家，增强了他们对击败法西斯，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念。
——摘编自侯敏跃《澳大利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莫尔兹比战争爆发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莫尔兹比战役胜利的意义。
材料 宇妥·元丹贡布于公元708年出生在拉萨西郊的一个藏医世家。相传宇妥三岁时，其父就教他读经、习医，他表现出很高的天赋。青少年时代，由于他勤奋好学，在医学方面已有相当深厚的基础。宇妥从25岁起，离开较优裕的生活环境，千里迢迢，外出游学，他到过尼泊尔、天竺（印度）等邻近国家，并先后在内地五台山和康定等地考察、了解和学习汉地医学，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知识。中年时期，是宇妥医学事业上的黄金岁月，他兢兢业业，花了二十多年的心血，主编了藏医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作品《四部医典》进入老年时期的宇妥，除了继续著书立说之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医学教育方面。从七世纪的《医药大全》到八世纪的《月王药诊》，直到八世纪末，宇妥·元丹贡布《四部医典》的问世，才标志着藏医学体系的基本确立，这是藏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宇妥在发展医学上一个历史性的贡献。
——摘编自李鼎兰《藏医一代宗师—— 宇妥·元丹贡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宇妥·元丹贡布编著《四部医典》的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宇妥·元丹贡布的贡献。
材料 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的检察机构一直没有明确的角色定位，检察官的权力也是时大时小。检查机构腐败横行，效率低下。1864年，司法改革法令正式颁布。总检察官负责管理全国的检察机构和参政院检察长办公厅，用司法部大臣推荐、沙皇任命的检察官员取代原来地方的司法监督官。检察官员必须兼具学历要求和司法工作经验，司法部大臣可以随时将某一位不称职的检察官免职。按法律规定，检察官将是所有刑事案件的公诉人，有权对法院的判决向上一级法院提出抗诉，还负责监督所有刑事案件的调查和法院刑事判决的执行。司法改革创建了一种近乎理想的检察制度，其发展是卓有成效的。
——摘编自郭响宏《俄国1864年司法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俄国1864年检察制度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俄国1864年检察制度改革。
材料 1547年伊凡四世执政时，国家权力分散，阶级矛盾尖锐。他在“重臣拉达”辅助下，颁布新法典，强化司法机关，吸收城市居民参加审判，规定中小贵族受国家法律保护，但没有限制波雅尔（封建大贵族）土地所有制。中央设立衙门制度，衙门虽然由波雅尔担任，实际掌权人由军事服役人员遴选，逐渐形成宫廷服役人员集团。地方机构改革主要推行地方自治，废除食邑制度，从各地封建贵族、商人、手工业者和国有农民中选举的“地方司法税务官”，对中央政府负责。随着改革的深入，波雅尔分裂势力达到与中夫分庭抗礼的地步，“重臣拉达”权力也日益加强。伊凡四世解散了“重臣拉达”，全国实行“特辖制”，对波雅尔实行恐怖统治。伊凡四世也因其雷厉手段被称为“伊凡雷
——摘编自何红《俄国伊凡四世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伊凡四世改革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伊凡四世改革的历史影响。
材料 姚桐斌（1922~1968），幼时家境贫寒，但是没有人能阻止他热爱学习的心。1941年8月，姚桐斌参加了5所大学的考试，结果全被录取，出于对矿冶专业的酷爱，他选择了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就读。在校期间，他勤工俭学。194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英国公费留学。
1951年，他以优秀论文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博士学位。新中国宣告成立后，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成就使姚桐斌感到激动不已，他到英国各地宣传新中国的大好形势，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红色信使”。历经了万千阻挠，他终于回到祖国，积极组织科研人员学习航天技术和运载火箭知识，研究国外动态，制订我国航天材料近期、中期和长期的研制规划。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他带着研究所里的人反复研究试验；用了两个月生产出了钎焊合金。1960~1964年，在姚桐斌的带领下，航天材料研究所共开展研究课题500多项，相关科研成果在新型运载火箭和卫星型号研制中都获得了应用。20世纪70年代，因发动机材料不过关，我国火箭发射屡屡失败，科研人员根据国外期刊上的一篇法语论文，解决了发动机材料的问题，而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姚桐斌。师昌绪说：“目前，我国的航天材料和国际差距很小。虽然姚桐斌没有参与‘嫦娥？工程，但他的指导思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王锐涛《中国航天材料 奠基人姚桐斌，他的功勋至今影响中国》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姚桐斌的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姚桐斌身上体现的精神。
材料一 要理 解明代一条鞭法引致王朝财政体制转型,并由此开启了王朝国家统治模式的转型,需要从中国王朝国家财政体制结构谈起。历代王朝财政体制存在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国家之财虽然从理论上都属于君主,但并不必定聚于中央。早在汉朝,国家财政的基础本来就在郡国,汉武帝时期的财政措施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王朝财政制度,其结果实质上是加强中央财政的控制能力。但是,不管财政制度发生什么变化,都存在一个财用分掌于各级官府还是集中在中央的区别。藏之于州郡之财，甚至藏之于民之财，都是君主的，因为所谓“民”本身，也是君主之臣民,而地方政府和官民,不过是朝廷的执役,所以，在王朝体制下,财政运作需要处理朝廷与州郡之间分掌财用的关系,不是央地财权划分问题,而是天子治下“设官分职”的问题。
——据刘志伟《从国家财政体制转型的视角看一条鞭法》
材料二 11- -16世纪,各地大体上形成了贵族会议，并进而由贵族会议演化出议会，而税权,也大体由贤人会议转入这些组织执掌。由于国家规模空前扩大,事务浩繁，征税更加频繁。每次征税，国王都必须说明理由,而无论什么理由，都必须征得纳税人同意。反过来,由于征税频繁,社会也相应形成了“不经同意不纳税”的习俗或传统。由于征税涉及切身利益,纳税人又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税权,国王遭拒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不仅反映了纳税群体力量的强大,更反映了分权制衡机制的强化。这时,纳税人已经意识到赋税作为斗争工具的重要性，并以纳税主体的有利条件要求分享权力。而只要分得一定权力,就可以参与国家管理,继而制衡王权。
——据顾銮斋《赋税制度与欧洲政治制度的演进》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历代王朝财政体制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朝一条鞭法实施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6世纪中国与欧洲赋税制度演进的不同方向,并分析这种演进对各自社会治理模式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