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帝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建立起了一套官僚机构，负责管理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监察各方面的工作。地方上也设立各级行政机构，由中央委派有俸禄的官员管理。这一套官僚系统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最有效的系统。它对全国的农业、工商业活动都要进行干预、督导；它负责全国道路交通的维持与管理；它对全国的人口、土地都要登记，逐级上报，以便为向百姓征收赋税提供根据；它征收全国的农业税、人口税、工商业交易税等维持皇室、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它还自己经营庞大的农业、工商业以补充开支，它保持着庞大的军队，以保卫国家，进行扩张、维持社会治安；它还关注公众的日常生活、伦理道德，以使整个社会和谐安定。但我们并不能像一些西方史学家那样认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权力是压倒一切的，事实上，在国家机器之外，人民依旧有广大的活动空间，而国家管理职能的施行，也是在社会的组织基础上实现的。

——摘编自马克莲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在六朝到唐代中叶贵族政治最盛时代，政治属于贵族全体专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郡望的协议体，其后由于贵族没落，君主不再归贵族群体所共有，君主不再通过贵族而直接面对全体臣民。科举普遍化，官吏的选用制度也发生变化，贵族政治过渡为官僚政治，高等官职由天子决定和任命，庶民也获得为官的均等机会。在唐末至五代的过渡期，贵族政治没落，让位于君主独裁制度；宋代君主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君权无限制地增长，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形式臻于完备。

——摘编自(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一   春秋时代，郡县制开始萌芽。楚、秦、晋等国出现了县，最初设在边地，带有边防性质。郡的出现比县稍晚，也多在边地。到战国时代，在边地的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郡县制推向全国。汉武帝时，刺史代表中央巡查郡县吏治。东汉时，刺史已有固定治所，并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对所部郡县官吏实行管理，州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州郡县三级制历两晋南北朝不变。

——摘编自薛明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

材料二   宋代创建了以交通路线为主干来划分政区的路制。每路设四个机构，分别是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司，形成了“婚田、税赋则隶之转运，狱讼、经总则隶之提刑，常平、茶盐则隶之提举，兵将、盗贼则隶之安抚”的分工格局。

——摘编自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材料三   如果说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将清朝由传统王朝国家带入了近现代主权国家行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清朝实现了“大一统”，基本完成了对中华大地的全部统一。面对如此辽阔的疆土，清朝统治者试图构建“大一统”“臣民国家”，在统治体系和治边政策上都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特点。

——摘编自李大龙《试论历代王朝治边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这位不久后被称为始皇帝的秦国君王，歼灭了战国六雄中最后一个残存的国家齐国，由此完成了天下一统的宏业。中国史上诞生了首个大一统王朝。天下统一后，各种新制度、新政策陆续登上历史舞台。……一夜间，一个拥有全新国家结构与特征的大一统国家拔地而起。

——（日）西嶋定生《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

材料二   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下，既重视“要在中央”，也强调因俗而治，并非一味地追求整齐划一、也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元史·地理志》总结道：“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国家元首制度，称“皇帝”；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云梦出土的秦简中，出现了二十多个《秦律》的律名，如《田律》《厩苑律》《仓律》等。……秦代规定市场设置有序化，形成了固定的商品交易市场。《秦律十八种》之《司空律》《金布律》中均出现过“市”“市肆”“南街”等名词。《金布律》有如下规定：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有买（卖）及买也，各婴其贾（价）；小物不能各一钱者，勿婴。在财政会计方面，确立财政收支的凭证制度和审核制度——“上计制度”。如《田律》规定：“乘马服牛禀，过二月弗禀、弗致者，皆止，勿禀、致。”

——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资料整理

（注：睡虎地秦墓竹简，又称云梦秦简，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专家考证这些竹简写于战国晚期至秦朝初期）

材料一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贵族制让位于官僚制。官僚制是顺应中央集权和皇权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在官僚制时代，不管是旧贵族、新贵族，还是新兴的士人阶层，都必须通过任命，转化为官僚，才能成为政体的直接参与者。

——摘编自《文史纵横》2009年第3期

材料二   由于三省之间相互夺取权力，逐渐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皇帝就设置了门下政事堂，将它作为三省的共同决策机构，遇有意见分歧，皇帝理所当然成为最高裁定者；还增设“同三品”职衔作为出入政事堂的凭证，这样无“同三品”职衔的三省长官想以宰相身份自由出入政事堂的权力丧失了。唐玄宗时，还培植身边的宦官，枢相随之出现。枢相即枢密使，是宦官以使职身份干政出现的一个职务。

——摘编自牟霜霜《唐代三省六部制下的君权与相权的博弈》

材料三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行省官员通常由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   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材料二   三省分掌议政、决政和执行之权，实则将以前如汉代丞相之权，分隶三省，而总于皇帝，以便于皇帝控制。（唐代中期）以后仆射不是宰相，不参预决策，而专管行政。但还是注意发挥三省的定策、封胶和执行的作用，以期收到既能加强集权又能提高决策和行政效率的后果，从而强化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唐朝设置宰相议事的政事堂，其目的也在于此。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是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

材料一 秦统治者把“帝”这个头衔作为自己的专属称呼，皇帝之下是三公，三公之下有九卿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辖若干县，县按大小设县令或县长。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自秦始皇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后，历代王朝都设置宰相作为皇帝的助手，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处理全国政务。《新唐书》记载：“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

材料三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强调敌后政权在性质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指示规定，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并指出，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作用，是要靠党员的质量来保证的，而不必有更多的人数，不是要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而是要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使别人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各抗日根据地比较认真地贯彻了三三制原则，陕甘宁边区，1941年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了改选。党外人士担任乡以上干部者有3592人，占总数三分之二。根据地内的开明绅士由此得以进入政权机构。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史》等

材料一   秦在地方设县，那都不是学六国的。秦本无“封建制”,因此朝君主集权制的演变要容易些，在统一过程中，对被灭六国，取消“封建”代之以郡县，更是顺理成章。如果没有秦统一战争这种特殊的历史手段，东方六国由“封建”向郡县的过渡，扭扭捏捏，恐怕还要拖好几代时间，才能慢慢完成转型。在这里，我们再一次体验到了所谓“恶”的历史作用——战争，这是人类良知所不容的残暴行动，却常常有帮着实现转换历史场景的作用，真叫人哭笑不得。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汉初分封诸侯的基础虽说还是郡县制，但受封的诸侯王和列侯在理论上与皇帝一样，都是“有士之爵”。刘邦在世，同姓诸侯王都是其子弟之属，不可能犯上作乱。吕后当权，他们能团结一致，对抗诸吕，后来又促使文帝登基，的确对刘氏的皇权起到了拱卫作用。但文帝以后，同姓诸侯与皇帝的关系已经疏远，人人都有帝制自为之心，皇权自然受到挑战。刘邦初封同姓王国时，唯恐其实力不足，不能屏藩皇室，因此所有王国都地兼数郡，如齐国领有七郡之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