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发展，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世家豪族手中，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已经无能为力，大批“编户齐民”，则成了世家豪族的依附农民……他们把依附于他们的农民组成私人家兵，从而形成了一股颠覆旧王朝的强大力量。西晋末王朝内部矛盾激化，宗室诸王争权夺位，战祸连年。八王之乱中，借夷狄以平中国,匈奴、鲜卑、羯、氐、羌得以入主中原，自公元304年匈奴刘渊称王起,少数民族纷纷各霸一方。
——摘编自尹辰《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成因及其后果》
材料二 西晋内迁各族示意图
材料三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此后中原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淝水之战、刘裕北伐等，都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据研究，截至刘宋为止，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的1/6。西晋时北方诸州，约700余万口。南渡的90万口占其1/8。北来的侨民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从短时态来看是加剧了社会动乱，但它也对社会的久远进步，开辟了道路。
——改编自曹文柱等著《乾坤众生》整理
主题二 南方经济开发与士族势力强盛
材料四 西晋末年，北方陷入了少数民族割据混战的局面，中原地区人民被迫四处流迁。而东晋的建立，为南迁百姓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在南迁人民的影响下，南方农业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获得了较大的提高，使得南方自然条件的优越性得以体现。此外，麦、菽等北方农作物在南方大量种植，使江南地区由水稻一收转向稻麦双收，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长江流域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也日益提高。
——摘编自刘璐《试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材料五 东汉时期，士大夫以经术起家，凭借特有的文化权力日益“士族化”，依靠“累世经学”以达到“累世公卿”的目的。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便转而扩张家族的土地与财富，使得家族与政治结合，逐步构成了门阀的基础。曹魏时期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具有血缘家族的一般性质和功能，又有明显的政治、军事色彩，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其政治色彩日渐突出。以士大夫官僚为核心，形成家族式政治集团，随之发展成门阀士族。在两晋的门阀专政下，士庶之分如天地之隔，连士族中的卑门和高门在权力上也有着天差地别，朝廷的要职多由高门门阀出身的人担任，并由以王、桓、谢等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垄断政权，封锢山泽，依官品占田。
——摘编自徐国富《浅述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
主题三 民族交融
材料六 羯族人石勒建立了后赵，重用“博涉经史”的汉族人张宾为谋主，言听计从;派官员到各地劝课农桑;还设立太学和郡国学，并且建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来选拔官员;前秦苻坚任用寒门人士王猛，按照汉法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并亲临太学，考查学生的经义优劣，奖励儒生。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畜牧及与其有关的生产技术也传到了中原地区。《齐民要术》记载，牛、马、骡等牲富的饲养、役使方法逐步为汉人所接受，并且汉人也采用了烧烤、兽肉、奶酪为饮料的胡人习俗。胡语、胡戏、胡歌、胡乐、胡舞等也广泛流传开来。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七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 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采用大臣崔宏建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积极推进改革，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下诏祭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材料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应该说汉化是总体的趋势，但是文化的融合并非只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伴随着胡族入居中原，背景广阔的异质文化汇入汉族社会，在对传统文化造成剧烈冲击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新鲜而有活力的因素。实际上正是由于文化融合的多元格局，特别是得益于突破国家、民族、地域限制的“丝绸之路”的畅通，最终促进了南北统一后隋唐文化新的整合，造就了空前的辉煌盛世。
——阴法鲁、许树安、刘玉才《中国古代文化史》
主题四 统一的因素
材料九 三国两晋南北朝尽管长期处于分裂动荡局面，但西晋仍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之后苻坚建立的前秦、鲜卑族建立的北魏都曾结束北方的混乱局面。随着孝文帝改革等措施的推动下，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的交往愈发频繁。长期的分裂战乱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为躲避战乱，大量人口南迁的同时也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
材料十 南北朝上承东晋十六国的混乱局面，本身虽仍处于分裂状态，但乱局已经趋于简化。对于这个时代，学术界的看法和表述不尽一致。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认为，东晋南朝代表着三国西晋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道路，……“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唐代的变化不过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或衔接，即南朝化。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基础测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长期分裂的原因。
(2)依据材料二，指出魏晋时期人口迁移的主要趋势。
(3)根据材料三，概括两晋南北朝时期人口迁徙的主要特点。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江南地区成为重要粮食产区的原因。
(5)根据材料五，概括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点。
(6)据材料六，概括这一时期民族交融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积极作用。
*能力提升*
(7)根据材料七并结合所学，概括北魏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并从“中华民族发展“的角度，分析其历史意义。
(8)据材料八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族文化融合对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
(9)根据材料九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在分裂中孕育着的统一因素。
*历史纵横*
(10)依据上述材料十，学者的学术分歧主要在哪里？对此谈谈你的看法，并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说明。（要求立场明确，观点清晰，史实运用正确，说理透彻，表达精炼。）
材料一 北魏前期军中号令都使用鲜卑语，汉族官员或习鲜卑语，或置译令史。但彼时文书则多用汉文（鲜卑很可能没有文字），太武帝遣使至嘎仙洞祭拜先人，也使用汉文书写铭文。随着越来越多汉人进入北魏政权，鲜汉官员言语沟通、文书用语与口头用语的差异等问题愈加凸显，不仅行政效率受到较大制约，也易导致鲜汉官员分化对垒。孝文帝迁洛后，下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以汉语作为通行语言，原以汉字表音、多有缀语的鲜卑姓也由此改为汉姓，这一措施由上层逐步下及庶民。孝文帝迁洛后鲜卑贵族交游雅集、吟咏谈玄的风气，正是以汉语的使用与普及为基础。
——摘编自徐成《北朝制度革新为隋唐大一统创造条件》
材料二 11世纪，苏格兰王室就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至14世纪，具有北方口音的英语已经在苏格兰南部和东部几乎替代了苏格兰人的传统语言盖尔语。亨利八世于1536年颁行的将英格兰与威尔士合并的《统一法案》特别强调，王国各级司法官员须保证在各级各类法庭中使用英语。到了17世纪初，作为英格兰与苏格兰共同的君主，英王詹姆斯一世（苏格兰称詹姆斯六世）采取的政策也是用英语把两个王国联合起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便是翻译出版钦定版英文《圣经》，并下令通行于两国的所有教堂，开启了以共同语言构建不列颠宗教共同体的历程。这使得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皆以新教徒这一共同身份与法国等欧陆国家加以区分。
——摘编自张炜《英语与近代不列颠国家的身份认同》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北魏和中世纪前后的英国在推行共同语言上的相似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共同语言对于国家（政权）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儒家经典）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他经常在清微堂、苑堂给群臣讲经，或亲临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即使在巡察、征伐途中，也同大臣在车上谈经论典，不肯停辍。489年，孝文帝立孔庙于京师；492年，改称孔子为文圣尼父；495年，孝文帝亲祠孔子庙。孝文帝敬重大臣刘芳的儒学功底，主动与之联姻；一代大儒高允博通经史，多年参与孝文帝的军机大事，晚年还为孝文帝议定律令，因此常受孝文帝的赏赐与恩惠。
——摘编自李世龙、刘惟《北魏孝文帝治国思想述论》
材料二
| 史料 | ① | ② |
亮欲都燕，先遣画工写京师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画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 ——《日下旧闻考》 |  | |
| 说明 | 《日下旧闻考》是乾隆年间编纂的有关北京史的书籍。材料大意是：金朝海陵王完颜亮想迁都燕京（今北京），先派遣画工详细绘制北宋都城东京的图样，要求左相张浩等人按照图样修建都城。 | 1990年，在北京丰台区右安门外发现的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考古研究证实其结构特点与北宋李诫所著《营造法式》的规定要求基本一致。《营造法式》是一部北宋官方颁布的有关建筑营造规范的书籍。 |
材料三 1938年7月，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举行大规模的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七七”献金。武汉各界民众对献金的反应十分热烈。短短5天内，参加献金的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来献金的人中，有工厂的工人，有郊区的农民，有船员，还有人力车夫、店员、小贩，甚至还有乞丐”。“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绝食一日，把节约下来的钱捐献。这些感人的事例真是成千上万！劳苦大众捐献的这一点一滴的血汗钱，这不是钱，是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四
| 序号 | 意义非凡的“第一”（20世纪七八十年代部分史事） |
| ① | 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成为改革开放一声春雷。小岗村被誉为“农村改革第一村” |
| ② |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立第一个经济特区 |
| ③ | 1980年，卖纽扣的19岁温州姑娘章华妹，如愿以偿地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了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工商证字第10101号 |
| ④ | 1987年，美国快餐公司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在北京前门繁华地带正式开业 |
——摘编自吴颖《40年改革开放之路，40个意义非凡的“第一”》
(1)依据材料一，概括北魏孝文帝尊崇儒学的举措。结合所学，分析其目的。
(2)指出材料二两则史料的类型，并根据史料的内容进行互证，得出相关结论。
(3)提炼材料三中史事所体现的抗战精神，并指出该史事的背景。
(4)从材料四中选择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法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法制改革的背景。
材料一
汉初，陆贾基于传统“夷夏之辨”的儒家思想，协调“华夷”之间民族关系时提出“附远宁近，怀来万邦”。他两次作为使臣前往南越，说服南越向汉称臣，双方恪守疆域，互不相犯。基于两汉初期的汉匈关系，贾谊的“华夷”理念乘持“尊王壤夷”的“夷夏之辨，，思想。贾谊首倡“夷夏首足论”，汉朝天子为天下“夷狄”之首，周边“夷狄”为足，华上夷下，尊卑有序，“华夷之辨”思想明显。武帝朝开疆拓土，为了实现多民族的统一，理顺“华夷”关系，需对“华夷”大防民族政策作适时调整。
——摘编自段超《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史考察》
材料二
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蕾的包容特性。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炱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贾谊“华夷首足论”的本质，并分析汉朝“华夷”观念演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典型举措，并谈谈古代民族融合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中国文明产生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经过夏、商、西周三代的连续发展，到春秋时期进入铁器时代。春秋战国之后，继续向秦汉时期的更高阶段发展。公元4、5 世纪，中原地区发生过的民族移动及以少数民族为最高统治者的诸政权，本质上都只是朝代的分合或更替的问题。此后，在元代和清代两度出现的少数民族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皇朝，本质上也是各族上层统治者的联合政权。所以，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在历史上从未被外力所中断。在文化史上，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也从未中断。与其他先后消亡的古代文明相比，中国文明具有不断自我更新、 自我代谢的能力，历尽危机而未消残壮志，屡经考验而能活泼泼地生存下来。
——据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整理
材料二：孝文帝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不仅推进了北魏国家和拓跋鲜卑等少数民族社会属性的封建化，也促进了北魏各少数民族同汉族的民族融合。有学者统计， 自魏晋到南北朝，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的总人口数多达千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南北朝时期完成民族融合历史进程的。孝文帝所推行的汉化改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北朝民族大融合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摘编自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三：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而且从理论上逐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明确的说明：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30年1 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同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材料四：2013~2021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6.6%，大大高于2.6%的同期世界平均增速，也高于3.7%的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速，经济增长率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严重冲击，我国经济增长2.2%，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2013~2021 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 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文明发展连续性的主要表现以及支撑这一连续性的深层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如何体现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包容性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开辟的历史意义。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当代中国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的优势。
材料一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官方按照年月日期编次，记录帝王言行及朝廷大事的重要史书。北魏起居注制度既是中古起居注制度发展的集大成者，也是孝文帝改革在史官制度上的一个反映。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官，太和十四年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太和十五年设置起居注令史。它既展现了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皇权控制的一种决心，也是北魏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在史学上的需求。北魏后期由于政局动荡、皇权涣散及集书省地位的下降，起居注制度名存实亡。
——摘编自：曹刚华、刘欣宇《北魏起居注制度新探》
材料二 起居注在明代经历曲折发展历程。明初为初设与调整阶段，洪武中直至宣德年间起居注之职逐渐废止，万历年间得到恢复并延续至天启初。其官职设置变迁取决于皇帝、阁臣意志，职责履行也在二者控制之下，很长一段时间其职能因为皇权、阁权的压制而处于废止状态。明初设置起居注官，专门负责记注起居，随后其职责部分由他官兼任，万历年间起居注之职由翰林院官员兼任，更类似于差遣而非正式职官。明初的起居注曾短暂负责编辑史事，万历年间不仅要记录起居，编撰六曹章奏，还承担编撰史书的任务，二者逐渐合而为一。起居注记录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君主言动的据实直书减少，主要是诸司章奏的编辑整理。
——摘编自：鞠星《论起居注制度在明代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的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起居注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起居注制度在明代曲折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东晋南朝曾经数次北伐，但都未能成功。东晋桓温北伐关中，进至灞上。《晋书·桓温传》记其事有云：“初，温恃麦熟，取以为军资，而（苻）健芟苗清野，军粮不属，收三千余口而还。”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对于北伐，王羲之曾言“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伐魏，“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而“江南白丁轻进易退，卒以败师”。
——摘编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
材料二
北魏疆域图
材料三 北海寻伏诛，其庆之还奔萧衍，衍用其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特异於常。朱异怪复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
——摘自《洛阳伽蓝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晋南朝北伐失利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得与失。
材料一：（李世安）臣闻：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孝文帝）。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土，永免于凌夺矣。
——选自《魏书·李安世传·请均田疏》
材料二：严如煜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对川陕楚交边山区的记述：“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粟利不及包谷（玉米），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包谷高至丈许，一株常二三包。山民言大米不耐饥，而包谷能果腹，蒸饭作馍，酿酒饲猪，均可取于此，与大麦之用当，故夏收视麦，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之丰歉。”……除了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茶叶贸易外，到了清中后期，海外贸易渐兴，西方饮茶之风盛行，茶叶成为中国外销的大宗商品，并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达到高潮。如湖南、湖北的红茶大量出口俄罗斯、英国等地，据同治《平江县志·物产》所云“茶，邑产颇多，有茶税。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
——摘自陈锋《中国经济史纲要》
材料三：在国际粮食援助方面，美国等早期推动者更多是为了解决本国农业机械化运动带来的剩余价值流动。而中国在从粮食受援国向粮食援助国、从净引资国向净投资国转变的过程中，既“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既向有关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紧急粮食援助，也注重向非洲等欠发达地区传播粮食种植技术。中国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还通过在受援国设立跨国粮农企业，带动当地粮食经济发展。……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奉行“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观。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1.3657万亿斤，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实现自2004年来连续18年增产丰收。
——摘自林子涵《中国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积极力量》
(1)根据材料一，指出李世安在农业生产领域向孝文帝所提的建议，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建议实施的价值。(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明清时期在农业种植领域的新变化，并从世界市场角度分析上述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指出中美两国在对外援助上的不同。结合所学，从农业生产角度分析中国能成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积极力量”的理由。
材料 当时北魏的国势如日中天，北魏在北方的统治已经稳定，并且已得到汉族官僚世族和士人的认同，并没有面临其他民族或势力的挑战，更没有到不改革就得覆灭的地步。孝文帝当然受到了嫡祖母冯太后的影响，而且在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死后他才亲政，此前一些重大措施，如制定新律、官员实行俸禄制、推行均田制和年长制等都是在冯太后执政时完成的，但决定性的汉化政策还是由他制定并成功推行的。孝文帝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百余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迁入洛阳和中原，使洛阳再次成为几乎整个亚洲的文化中心，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不过，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孝文帝或许会被当作千古罪人——由于他的改革，一个有近千年历史的纯粹的鲜卑族、鲜卑语言、鲜卑文化以至拓跋氏家族很快消亡了。
——摘编自葛剑雄《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十九个片断》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魏孝文帝坚持汉化改革的原因。
(2)你认为评价北魏孝文帝改革应坚持什么原则？并依据这一原则分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