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前期，包括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规定在唐朝统治地区，凡是各都督府治所和4万户以上的州，都可设置市场或市署，上“置市令一人，从六品上”，下“置市丞二人，正
八品上”；“置录事多人”，分别管理坊市的各项事务。
——摘编自《唐律疏议》《唐令拾遗》《唐会要》等
材料二 北宋时期的商业十分繁荣，东京汴梁城更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景象，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上清楚地发现，街道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道路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其他的地方大城市，也大体如此。
——摘编自方宝璋《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
材料三 到了明代中后期，读书人“科考不成”转而“驰骋商场”竟然也变得常见。因此，传统的政策逐渐向“恤商”“通商”转变。明代大开“捐纳”，设立商籍。商人们事实上通过缴纳钱财获得了社会地位，各取所需。
——摘编自曹琳《明代商人商业经营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朝相比，北宋城市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并归纳这一制度变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并简析其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古代生态环境保护。先秦时期就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的法律规定，此后各朝代也多通过多种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汉代设少府管理山林川泽，少府之下还设置有苑官、林官、湖官等，负责各方面相关事务。唐朝设有虞部郎中、虞部员外郎的官职，其职责包括“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因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汉代《贼律》规定：“贼伐树木禾稼……准盗论”。甚至规定“吏卒不得系马宫外树”。盗伐皇家陵园树木的人可处斩首弃市，失职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唐律则规定：砍伐树木的人要按照盗窃罪的处罚方式论处。另有《杂律》规定：“诸占固山野破湖之利者杖六十……诸于山陂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
——摘编自《唐律疏议》《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与立法》等
材料二 明清时，政府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有所变动。《明史·食货志》载，“（明仁宗时）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清朝时，亦开放了大片草原和山地供农民垦荒。皖南、浙北山区山林植被良好，地旷人稀，邻近地区的居民，纷纷携妻带子举家移居于山区开荒。他们大量种植玉米、番薯、花生、兰靛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既可获取口粮，又可作为染料出卖。此举虽了开发山区，但也破坏了山林植被，致使水土流失，泥石流多发，溪河淤塞，稻禾棉桑受损，破坏了正常的生态环境，导致山区和毗连的平原生活生存环境恶化。
——摘编自《明史》《明清时期的山林生态环境保护》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唐环境保护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从汉唐到明清环境保护政策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唐代许多诗人笔下的江南粮田千顷、稻花飘香。《唐国史补》卷下云：“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天下货利舟楫居多”。中唐以后朝廷的财政收入更是仰仗江南，所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动乱中北方大量的文士和民众一起避乱江南，“唐季之乱，四方豪杰与京都士族往往避地江湖”，江南“成为一个与京城并立的文化中心”。张籍诗《江南曲》云：“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虻。……江村亥日长为市，落帆度桥来浦里。……长江日午酤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倡楼两岸悬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杜牧亦称“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
——摘编自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
材料二：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江南，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江苏盛泽镇、广东佛山镇的发展是典型例子。据《吴江县志》：“盛泽镇……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幼为业，始称为市。”这个时候的盛泽，“经纬机杼之声通宵达夜”、“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广东佛山，景泰时尚称“堡”，到明中叶，“佛山之冶遍天下”，成了全国瞩目的冶铁重镇。明中叶后，不仅国内商业发展，对外贸易也很活跃。
——摘编自章权才《清代经学史》
(1)据材料一，概括唐朝中晚期江南经济发展的表现和原因。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2)有学者认为“晚明社会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你是否赞同该观点?并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阐述理由。
材料一 周朝贵族举行饮食礼，往往“以乐侑食”。乐的功能，在于营造“肃雍和鸣”的庄严气氛，目的在于激起宗族群伦之间的群体认同和文化认同，从而创造出和谐的社会秩序。周朝饮食礼用乐尚有更深的文化内涵。《礼记·文王世子》云：“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乐是作用于内心，礼是形诸外，二者相互作用于内心，形成内心之和与外在之顺的完美统一。饮食礼仪之中，在礼乐作用下，和在人心，敬在外貌，相互协调，内和外顺，从而实现人的内在德性与外在礼仪的和谐。
——摘编自曹建墩《论周代饮食礼仪中的和谐之道》
材料二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鼎盛时期，同时还处在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等转变的重要阶段，从而孕育出博大精深而又富于创新，兼容并包而又独具特色的大唐饮食文化。早先从西域传入的胡饼至唐朝经过辗转流变，盛行于社会各阶层，成为一代饮食风尚。贞观十四年（640年），葡萄酒制作方法通过官方途径传入内地，唐太宗进兵西域，在高昌设西州；而开元十五年（727年），中亚的史国又向唐献“蒲桃酒”，使唐朝葡萄酒的品种更为丰富。此外，各种饭馆、酒楼等供应膳食的店肆日益普及（打破了早先“市”的界限），同时饮食行业经营更加多样化：有卖粥饭的、有卖胡饼、蒸饼的，还有卖酒菜的；不仅有酒楼、酒家，还有推小车卖蒸饼之类的流动售货摊等。
——摘编自闫莉《从饮食文化看大唐世风流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周朝餐饮文化的社会功能，并说明其形成的因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餐饮文化的特色，并分析其反映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唐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而且也是亚洲和世界的商业中心之一。洛阳的商业繁华仅次于长安。除了长安和洛阳外，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县,还自然形成了“草市”。中唐以后，有的城市还出现了“夜市”。
材料二：宋代一些实力强大的富商大贾不断参与到土地买卖中来,成为新兴土地格局中的一股重要势力。在生产关系上，租佃关系逐步居于支配地位。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诸多因素中，其中经济的因素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商品经济的推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钱锋《商品经济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并结合所示知识分析其发展的原因。
(2)概括材料二的观点,并结合史实予以说明。
材料 梅岭山路自秦代开辟以来长久失修，基本失去交通运输功能。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奏请重新修凿梅岭山路的奏疏获准。他亲自到现场勘察，“缘燈道，拔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最终部分利用旧关道又截弯取直修建新道，缩短险峻山路15里。开工后，张九龄利用十一月的冬闲时节召集乡民筑路，民众争相出力，新道不日凿成，“坦坦而方五轨，闻闻而走四通”，横穿南岭山脉，连接广东和江西。梅关道开通以后，海外诸国向朝廷入贡的物品经由梅关道北上，梅关道成为一条贡道。同时，唐政府也将梅关道作为官方驿道，设置驿站、配置戍卒、征收商税。唐朝末年，社会动荡，大批难民经由此道迁徙到岭南地区，岭南地区人口大为增加。
——摘编自王薇《文化线路视野中梅关古道的历史演变及其保护与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梅关道得以开通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梅关古道开通的影响。
材料一 唐贞观、永徽年间，朝廷考订《五经》，编纂《五经正义》；修改法律，制定《唐律疏议》。前者为统一理论，确立国家主流思想；后者为编纂法典，确立全国统一实施的法律制度。《五经正义》的编纂与颁行，既标志着儒家学说的内部统一、也标志着儒家理论重回正统官学、主流思想的地位。《唐律疏议》的制定与实施，完成了以《诗》《书》《易》《礼》《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思想对于法律规范的改造。作为成熟形态的唐代法律，对东亚、东南亚各国立法产生重要影响。
——摘编自朱勇《中华法系的形成与特征》
材料二 民国初年，由宋教仁、徐血儿、邵力子等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是宣传以法治国思想的重要阵地，其刊载的主张以法治国、建立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以及讨论宪法问题的各种文章连篇累牍。对于有关法政（法律）学校的情况及临时参议院和国会立法活动的报道尤为详尽。革命党人之外的社会各界人士，当时也普遍怀有以法治国的愿望，积极鼓吹以法治国者亦不乏其人。各界人士呼吁建立法治国家及研究讨论宪法及法律问题的文章，见诸多种报刊。
——改编自李学智《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法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社会各界人士对法律所持的态度。
材料 安史之乱后，汴河埋废，运河沿线户口流散，漕运不能畅通。唐代宗任用刘晏整顿漕运，对旧的体制进行几项重大改革：大力疏浚河道，改变险要河段如三门峡的通过方法，使漕运船只畅通无阻；改变过去州县取富人督挽漕及沿途人民服役牵挽粮船的办法，改由国家包运，直接雇佣水手，以盐利充漕运；改变过去漕运船只均征自民间，规格不一，优劣好坏不齐的积弊，根据各段运路水流情况的不同，在今扬州制造适合各河水流的坚固耐用的船只； 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以方便运船短途往返，并把漕粮分段运往太仓。经过以上整顿，运量大增，江准的粮食终于源源不断地运到了长安，最多时每年达一百一十万石。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刘晏整顿漕运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刘晏整顿漕运的影响。
材料 唐代出现了多个新兴节日。开元十七年（729年），百官表请以唐玄宗生日为千秋节（皇帝诞节），得到唐玄宗首肯，唐玄宗还下令允许“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天宝五年（746年），陈希烈上奏，“太圣祖玄元皇帝（老子，唐奉其为始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请同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这一建议得到皇帝首肯。贞元五年（789年），唐德宗颁布《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敕》：“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内外官司休假一日。”在中和节这一天，百官要献农书，民间要用青色的袋子装着谷物及瓜果种粒来赠送亲友。此外，迄今仍堪称“大节”的清明节和中秋节也在此时诞生。据史料统计，唐代节假日的总天数超过了40天。
——摘编自张勃、李学娟《唐代节日特征述论》
(1)根据材料，概括唐代新兴节日出现的原因。
(2)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补充一条唐代新兴节日出现的原因并加以说明。
材料一 唐以前，耕犁是长直辕犁，回转困难。唐朝时，江南农民在长期生产中将耕犁改进为一种轻便的短曲辕犁。曲辕犁的出现有三个优点：首先，减轻了自身重量，而且克服了直辕犁“回转相妨”的缺点；第二，犁评（耕犁入土深浅的一种控制装置）的出现，使耕犁控制更加随心所欲；第三，改进犁壁，使耕作平稳、深浅一致。因此，曲辕犁成为当时最先进的耕具，标志着中国传统步犁的基本定型。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册等
材料二
敦煌莫高窟壁画唐朝牛耕图中的曲辕犁
根据材料一、二，概述曲辕犁是“当时最先进的耕具”的理由，并结合所学知识，写出两种史料类型以佐证唐朝敦煌地区使用过曲辕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