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认为，全国受命于君，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所以“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就君民关系，董仲舒说：“传曰：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故君唱而民和，君动而民随；就君臣关系，董仲舒说，臣是受命于君的，所以，“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董仲舒认为，统治者是天命神授的，“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摘编自丁银高《论董仲舒的王权思想》

材料二   黄宗羲对“以君为主”的君主专制制度有所不满，明确肯定了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某一君王的天下，所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也进行了批判，认为“臣”的产生是要与君共治天下的。他把治天下比喻为“曳大木”，臣与君是“共曳木之人也”。`同时强调了“法”对“人治”的有效规范、引导与约束惩罚。

——据鲁敏《黄宗羲反君主专制思想解读》

材料一   面对天下无道、世风日下的社会动乱局面和“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严峻形势，孔子及其弟子们以上古三代文化和华夏文明的捍卫者自居，将全部关注的焦点都对准了现实社会的“救世”“补弊”问题，把自己的学说定位在“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等关于“人道”的框架内。当孔子和孟子在各国诸侯之间奔走游说，竭力推销他们的政治主张，均未能见用，然而在汉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董仲舒的学说和汉武帝的治国之道却找到了共同的指向，那就是维护皇权——大一统。董仲舒向武帝上书“天人三策”，其建议受到武帝重视，朝廷在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专用儒经，汉代儒学由此得到尊崇。

——摘编自陈效鸿《从春秋到汉初：儒家思想的历史际遇》

材料二   宋儒在排佛的同时，开始反思儒学。王安石、张载、二程、邵雍等开始把目光投向佛老典籍，他们大量阅读佛老书籍，以“惟理是求”的原则，或援佛老入儒，或以儒释佛老，在吸收了佛老的精髓后，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新儒学理学。理学把自然界和入类社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封建伦理纲常、封建统治是永恒不变的“天理”。理学的产生，不仅改变了儒学长期萎靡不振的局面，而且改变了以往儒学那种繁琐经学形态。这种学术被后世奉为官方哲学，并成为中国文化思潮的主流，它把自然、人生、社会融为一体，在熔铸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摘编自王冠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

材料   在社会处于动荡之时，变法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战国的变法运动是最好的典型；在社会处于由稳定到发展的转型阶段“守成”政治完全是不合乎时宜的。只有主动地推行制度革新才不至于被历史潮流所淘汰——汉武帝及其时代无疑是最好的例证。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也是许多具备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所一再肯定的。

——孙家洲等《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文教事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而变革。受奴隶主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教育逐渐走向没落。流散在四方的王官为了养家糊口，只有出卖知识。而没落的贵族子弟、新涌出来的新兴地主分子和挣脱枷锁的自由民，又迫切需要学习文化知识。二者的结合加速了“学在四夷”格局的形成。此外，儒、墨、道、法等学派思想家为宣传学说，也纷纷聚徒讲学。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教发展史上第一次质的飞跃，其重大意义不可低估。

——摘编自张传燧朱璋龙《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四次重大变革及其启示》

材料二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置《五经》博士，后又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标志着太学教育的正式开始。此后西汉诸帝继续推行太学教育，至成帝末年，太学生员一度增加到三千人。因博士数量及博士弟子员数额有限，私授儒学的现象在汉代也是蔚然成风绝大多数的授业者都会被朝廷或地方官府延请聘用。此外，很多经学出身的官员退隐后，也会把教授儒学作为自己闲居生活的一部分。正如阎步克说：“汉代民间私学之地位并不低于太学。”

——摘编自孙立涛《汉代儒学教育模式与儒生成长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