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嗣后，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其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其初亦赖以济匮，久之诸所灌输益少……隆、万（明代隆庆和万历皇帝）之世，增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余年，未征而报收，一县有至十万者。逋欠之多，县各数十万……后居正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食货志二》

材料二   在清末新政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便是财税制度的改革。清政府将原先的户部改组为度支部，其内部各司的设置按业务分工来进行，按近代财务管理要求设立了专管收支、内外债的会计司和专门管理金融的大清银行、造币总厂等。清政府试办全国财政预算案是财政管理体制的一大进步，为以后的民国历届政府所沿用，在中国财政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旧税种的改良、新税种的设立、海关税的改革以及国地税划分的筹划等内容，减少了商品流通的阻碍；新税种中的印花税的设立则是符合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扩大税源。清末审计院的筹划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学习先进制度的结果，它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审计制度，开始引进西方体制，标志着近代审计的开端。

——摘编自王刚《清末财税改革研究》

材料一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共创办各类学堂37所，其中外语学堂8所，专门技术学堂11所，军事技术学堂18所。从时间上看，19世纪70年代以前，洋务教育以办外语学堂为主，70年代以后，则出现技术、军事、医学、工程学、矿学、电学等学堂。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创办的学堂已开始注意学堂的不同等级之分，如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苏州、无锡等地出现的三等公学堂，一个较完整的学制系统已经形成。到1901年，逐渐出现了门类明确的小学、中学、大学堂和女塾。这一时期，清政府还创办了大量的农业类、商业类学堂，举凡工、商、农、桑、矿、声、医、化、光、电、格致各目均有学堂。

——摘编自张雪蓉《论洋务时期的教育建设》

材料二   1946年中国高等教育工科学生仅为18．9%，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文盲率高达80%。面对这一状况，中共中央确定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是为工农服务的，是为生产建设服务的这一纲领。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教育经费异常短缺的背景下，工矿地区和大城市的教育要跟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发展快一点。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1953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正式编制颁发了全国教育建设计划，东北地区流行的《农民速成识字课本》采用的是像《三字经》一样的韵文体：“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有力量……”从1952年调整院系、设置专业一年多，高等教育部已组织高校教师译出以工科为主的苏联教学大纲700余种，分发各校应用。

——摘编自苏渭昌 雷克啸《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材料一   清朝自17世纪后期以降，财政长期盈余，即使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仍能保持盈亏的大体均衡。甲午战后，清廷开支急剧上涨，入不敷出状态愈演愈烈。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改革，力求财政的“近代化”。考察东西洋各国的大臣回国后提出效仿东西各国，设财政部、会计检察院等，慈禧等最终弃“财政部”不用，改户部为自古已有的“度支”，对会计检察院等更是置之不理。1908年，清廷决议“采行新的预决算制度，欲整齐天下之财政”，具体的过程中，各省与度支部的主张并不相同，特别是涉及到各省岁入、岁出的安排，在各省造册上报的省预算中，体现出保护地方利益、推诿抵制的倾向。清政府为推行“新政”、摊派赔款等，默许地方就地筹款，国家传统税收外的各种捐税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一时间民心涣散，民变四起。

——摘编自王燕《晚清财政变革与国计民生》

材料二   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提高到2018年的18.3万亿元，财政支出则从68亿元提高到22.1万亿元。长期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建设型财政之后，逐渐演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公共财政，以2018年为例，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等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6%、12.3%、10.3%，均超过了10%。财政政策在历经长时期的紧缩被动选项之后，自1998年以来逐渐走向主动积极，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工具之一。我国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后，明确了地方财政地位、注入了确定性，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主动性。

——摘编自王振宇《新中国财政70年回眸与展望》

材料一   清朝自17世纪后期以降，财政长期盈余，即使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仍能保持盈亏的大体均衡。甲午战后，清廷开支急剧上涨，入不敷出状态愈演愈烈。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改革，力求财政的“近代化”。考察东西洋各国的大臣回国后提出效仿东西各国，设财政部、会计检察院等，慈禧等最终弃“财政部”不用，改户部为自古已有的“度支”，对会计检察院等更是置之不理。1908年，清廷决议“采行新的预决算制度，欲整齐天下之财政”，具体的过程中，各省与度支部的主张并不相同，特别是涉及到各省岁入、岁出的安排，在各省造册上报的省预算中，体现出保护地方利益、推诿抵制的倾向。清政府为推行“新政”、摊派赔款等，默许地方就地筹款，国家传统税收外的各种捐税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一时间民心涣散，民变四起。

——摘编自王燕《晚清财政变革与国计民生》

材料二   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提高到2018年的18.3万亿元，财政支出则从68亿元提高到22.1万亿元。长期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建设型财政之后，逐渐演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公共财政，以2018年为例，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等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6%、12.3%、10.3%，均超过了10%。财政政策在历经长时期的紧缩被动选项之后，自1998年以来逐渐走向主动积极，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工具之一。我国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后，明确了地方财政地位、注入了确定性，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主动性。

——摘编自王振宇《新中国财政70年回眸与展望》

材料   决定性事件揭示了西方文明的典型的演变过程，决定了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方向和路线。这些决定性事件乃是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过程中累积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而造成的——它们首先就是观念和思想的革命或变革，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等。在激烈的情况下，它会导致某种大的社会变革，如革命。无论是思想的革命，还是现实的社会革命，这些事件都会导致新的观念、思想和制度的诞生。

——摘编自韩水法《如何理解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

材料一   19世纪70、80年代，清政府向美国和欧洲分批派遣留学生，总计200余人。留学生侧重学习军事或与之密切相关的各门专业知识。多数人回国后凭借西学专长，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和任用，如严复、詹天佑等。

——摘编自《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

材料二   甲午战后，赴日留学出现高潮，到1905年，留日学生达8000余人用兵中多为自费。在孙中山发动反清革命中留日生成为骨干力量，辛亥革命时留学生起到了关键作用，如邹容、黄兴等。民国时期，从世界各国归来的留学生成为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他们中涌现出一批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而且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

——摘编自《百年留学潮与中国现代化》

材料三   1949年12月，在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动员国外留学生早日回国，统筹解决回国留学生的工作和生活安排。50、60年代，2500多名旅居海外的专家、学者，放弃了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效力，为新中国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如邓稼先、钱学森等。

——摘编自《中华留学教育史录》

材料一 早在西周，统治者已认识到，谁拥有“德”，拥有“民心”，谁就拥有“天命”。儒家不仅以天作为威吓和限制君主的力量，而且还以“礼”限制君主的行为。尽管儒家“天命”“礼教”思想中存在着制约皇权的因素，但观念不是法律，缺乏具体的针对性。相比于思想观念，谏诤制度、宰相制度、廷议制度等制度层面对皇权的制约最有约束力。

——摘编自赵燕玲《论中国古代皇权制约理论与制约机制》

材料二 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分为正文“君上大权”和附录“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关于“君上大权”，除了“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还规定：“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

——摘编自王洪涛《论清末新政中的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