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清末民初盛行“军国民教育”思潮，学校体育被西方体操霸占，“体操科一律为主课”并由学部施行，而武术则“各地方自行举办”“高等小学以上兼习之”。彼时国人出于民族自尊心，用武术来证明中国自古就有“体操”。武术进入学校是武术步入教育领域的大胆尝试，亦是出于文化自觉，争取与西洋体育并驾齐驱的话语权的创新形式。但一味追求动作的规范、标准，丢失了传统武术的核心特征。由霍元甲主持的精武体育会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则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超越强健身体的范畴，从宏观上聚焦于种族与国家延续。新文化运动时期，“土洋体育之争”推动武术走向科学。国术的“传统”在“科学”的语境中显得格格不入。要想以武图强，武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彼时的武术规则深受西方体育影响，趋向竞技化，初成之规则在比赛中成为裁判依据，使比赛“有法可依”。武术对抗赛在“全运会”中可谓昙花一现，但民国时期的武术套路、对抗赛实践为当代武术竞赛进行了有益尝试，积累了经验。1936年，中国武术代表团成功参加了第11届柏林奥运会，在该届奥运会上的武术表演惊艳世界。

摘编自张银行、谢海柱《中国近代武术“转型”研究评述》

材料一   明后期为克服地方都、布、按三司分权过甚，无法应付处理地方突发或重大事件的缺陷，中央陆续向各地派遣巡抚、总督，将一地之行政、监察、军务诸政集中于督抚身上，使其成为统驭三司的地方最高官员，其辖区也就成为两京十三布政司以外的一套新型的准政区。总督、巡抚之职从临时性质变成固定制度，经历了一长段时间，相应地其辖区也由置废反复、伸缩不定逐渐变成相对稳定。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与俄国竞争日趋激烈，介于其间的东北地区日受其困。1907年，清政府决定在东北改行省制，将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兼常三省将军事务，为总揽三省行政、军事、财政等大权最高长官，并增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巡抚予以辅助。辛亥鼎革，宣统退位后，赵尔巽等表示，中国如果采行共和政体，应暂予东三省实行特别办法。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通过收买、武力震慑等手段，将东三省总督、吉林及黑龙江巡抚分别改称东三省都督、吉林都督和黑龙江都督。

——摘编自陈明《民国元年东三省都督平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