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4年清政府颁布新的学校教育制度，对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学校管理都做了具体规定，包含着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1907年，京师有学堂一百二十七所，直隶有学堂四千五百多所。到1911年，全国学校已增至五万二千五百余所，学生总数已达一百五十六万多人。新学堂开设了很多以近代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课程，采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外国教材的译本和改本，新式学堂的建立和新学堂中新的教学内容的出现，使得新式人才在数量上大增。

——蔡新职《清末新政教育变革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毛泽东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为此，“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只要有可能，都应该越来越多地掌握这类为人民谋福利的新技术”，并且“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正是基于国际国内的具体情况，1956年，党中央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第一次把国家科学技术政策提上了大政方针的战略高度。

——摘自宋正《从“向科学进军”到科教兴国——建国以来党的科技政策述评》

材料三   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信息、生命、制造、能源、空间、海洋等的原创突破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提供了更多创新源泉，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讲话》

材料一   所谓古代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指造就中华帝国的那套“理性设计”，主要包括郡县制、法典化控制以及文官制度等……若从宗周时代的“礼仪政治”形态往后看，则春秋战国以至于帝国时代，郡县制、官僚制和法律控制手段无疑体现了政治形态的一种“现代化”趋势。

——张树平《“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

材料二   通常认为，宋朝标志着旧的中世纪统治（其顶峰是唐朝时期）的结束和所谓“现代”发展的开始。……那种认为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体系“没有变动”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宋朝时所发生的这些变动，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它们不但显示出典型的“现代”特征，而且预示着七八百年后改变欧洲面貌的种种变迁。

——罗兹·墨菲《东亚史》

材料三   戊戌启蒙运动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学说和自由、平等、民主的资产阶级原则来批判中国传统小农社会流行的君权观念、行为模式和伦理精神，显示了近代中国人批判理性精神的觉醒与成长；而其对传统宗法等级观念的冲击和对自我独立的意义、价值的推重，又体现了近代人文主义精神。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一   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令文书有《秦律十八种》《田律》《工律》《徭律》《法律问答》《军爵律》等。人民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在秦律中规定下来。《法律问答》记载“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趾）”。在秦律中规定了对轻微小罪也处很重的刑罚，这与商鞅、韩非等法家认为只有用重刑才能杜绝犯罪的主张一脉相承。

——摘编自《云梦秦简研究》

材料二   汉初，革秦之弊，废弃了秦代法律的严酷繁杂成分，由萧何制定了崇尚宽简的《九章律》，约法省刑，简易疏阔……汉律特别强调皇权至上，法自君出……其法制的指导思想则为礼法并用，以礼入法，儒家经义成为法理的基础，坚持德主刑辅，先教后刑，奠定了此后法制体系“礼刑一体”的基本框架……废止了部分肉刑，反映了司法的进步。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三   1902年，清廷设立修订法律馆，着手编纂近代法典。从1904年至1911年，在沈家本等人的主持下，以“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代相沿之礼教民情”为宗旨，初步制定了数十部法律文本，包括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商法等多部法律。刑律的修订，抛弃了旧律“诸法合体”的编纂形式，采用了一些近代西方的刑罚原则、刑法制度和理论，如正当防卫、罪刑法定、缓刑制度。其中对于犯“十恶”等罪的规定仍被保留下来。同时，清政府开始法政官制的改革，规定大理院“专掌审判”，不受行政衙门干涉。1902年开始的修律与司法改革，遭到不少礼教派官员的强烈反对，最终在革命的枪声中被终止。

——摘编自严泉《晚清中国——告别“万历十五年”式的传统儒家道德治国》

材料一

——据林白、朱梅苏等《中国科举史话》整理

材料二   “癸卯学制”酝酿颁布的20世纪初年，正是清王朝在“危局”中图谋自救的关键时刻，内忧与外患叠加、危机与生机并存。改革教育的目的就是藉此培养挽救王朝末世的人才。同时在政府的推动下，各地兴学活动此起彼伏，特别是出现了一批普通中小学堂。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部由中央政府制订的统辖各级各类学堂的学制系统，指导、规范和推动全国的兴学活动。而在此数十年间，政府和民间举办学堂积累的经验教训，也使这样一部学制系统的制定成为可能。……1905年，“癸卯学制”中提出的“必须于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的要求终于落实。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管理全国教育事务的中央行政机构正式成立。……“癸卯学制”颁布之际，全国有新式学堂4222所，在校学生92000余人。1912年，学堂数增至87470所，学生近300万人。前后8年，学堂数和学生人数分别增长20倍和31倍。

——改编自田正平《“癸卯学制”两甲子考论》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选任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1982年，党中央首次提出“干部考试录用”的要求；1994年《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发布，则标志着党政机关干部“凡进必考”录用制度的初步建立。当前，完善中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面临着一些全新条件。社会公共政治生活与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多方面举措辩证结合，构成了推动中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发展的强大动力。

——萧曙《发展中的中国特色干部选拔任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