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初清政府内部矛盾重重。1901年清政府实行了“新政”。兴学堂、育人才是新政的核心内容。改书院为学堂，大力发展新式教育；广遣留学，借鉴外国先进经验，中国学子涌向日本，形成留日高潮。留学教育的发展推动了新学制的诞生。1902年清政府颁布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虽未实行，却是中国建立新学制的噶失。1904年清政府又颁布了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的正式建立。1905年清政府在各方压力之下，废除了科举制度，封建旧教育在形式上彻底瓦解。待之而起的近代教育日趋完善。1905年中央设立学部，在地方设提学使司和劝学所等，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整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1906年学部颁定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教育宗旨，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有政府命令颁布的教育方针。清末教育初步完成了由古典向近代化的转型，但清末教育改革的研究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摘编自刘建华（清末教育改革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教育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清末教育改革。
材料 1908 年,清朝度支部奏称“设立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专办清理财政事宜”，“而整理财政必以确定全国预算、决算为最要”。在具体实践中，清政府还下派财政监理官,代表中央到地方对财政清理进行监督,编制预决算。同年八月初一，清政府具体安排了所谓“九年筹备”的预算推进进程,其中计划1910年试办各省预算决算,1913年试办全国预算,1916年确定预算决算。1910年2月,度支部拟订了《预算册式及例言》,规定:预算年度应以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二月底为止;预算册内先列岁入,后列岁出;岁入与岁出各分“经常”与“临时”两门,门内分类,类下分款,款下分项,项下分子目。梁启超发表时评指出,预算的宗旨就是“除预算表岁入项下遵依法律所收诸税则外,行政官不得滥有所征索;预算表岁出项下所列诸款目外,行政官不得滥有所支销”。
——摘编自陈旭东《清末新政时期西方预算知识引介与制度嫁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财政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清末财政改革。
3 . 材料一：清廷颁谕宣布实行“新政”。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当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初十）
材料二：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末新政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简析清末新政。
材料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俄国,给清廷上下以很大震动。同年，慈禧诏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各国政治。一年之后,五大臣考察归来,建议清政府进行“立宪”，上书指出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日外患渐轻,三日内乱可弭。”1906年9月,清廷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预备立宪”由此而来。在这里,明确宣布了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舆论哗然。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2月,在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灭亡。
——摘编自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近代史》（第二版）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立宪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预备立宪对当今法制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而中国士子之留学外洋者，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戟不虞之诡谋，所关甚宏，收效甚巨。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
——袁世凯等《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1905年）
材料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大学校训的特点。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9年各省相继建立谘议局。以下材料为江浙两省地方谘议局议员选举情况。
材料一
材料二 （1909年）四月十五日乃浙江初选举投票之期，乃省垣全市不见一片国旗，往来者虽熙熙攘攘，未闻有一人论及选举投票之事者……台州太平县某，望得议员之心甚切，日前投票竞用墨币运动，凡有投其名入匦者，每票酬洋六元，闻共费去百八十元，居然当选，可谓有志竞成矣。
——以上材料摘编白傅怀锋《试析清末民众的政治参与》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清末江浙谘议局议员构成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清末江浙谘议局议员选举予以评价。
材料一 假使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作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
材料二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则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
——以上材料均摘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那个时代”的历史特征和“伟大的方案”的基本特点。
（2）与材料一“伟大的方案”相比，材料二的观点有何进步之处？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作者为什么认为“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
材料一 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本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补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
——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材料二 1895年“公车上书”事件标志着维新派正式形成。他们的政治理想就是在中国建立立宪政治。“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主张在中国实现三权分立，拟订宪法，君民共主。如此，可挽救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的富强指日可待……
——张岂之《中国文明十五讲》
材料三 论者曰：中国之当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无操之过蹙；失于急激，以自贻蹉跌之忧乎？辩曰：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具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材料四 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
——梁启超《康有为传》
（1）依据材料一，指出同治初年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学习西方的特点有何不同。
（2）依据材料二分析维新派在制度设计上有何创新。又有哪些保留？
（3）材料三中关于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争论，论者和辩者的主要观点各是什么？
（4）结合所学知识，阐述戊戌变法“实二十世纪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的理由。
材料一 《唐律疏议》共十二篇三十五卷五百条，其篇名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其内容特别重视“孝”，要求维护“孝”的律文有几十条。自辽宋金元迄于明清，刑法律条基本上都以唐律为蓝本。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立法，多半从模仿唐朝法制而来。
——据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整理
材料二 1902年清政府任命精通中国传统法律和西方法律的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谕令“按照所陈各节”，“修改删并”，但“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不蔽。”在这次修订法律工作中，沈家本等秉承“洋为中用”的指导思想，规定禁止刑讯、删减死罪条目，改革行刑旧制、禁革买卖人口、删除奴婢旧制、统一满汉刑律、变通秋审制度，还制定了《商律》《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法院编制法》《违警律》《大清新刑律》《国籍法》《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现行刑律》等新律。以上十个新律虽代表了当时先进的法文化，如引入西方的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但由于清政府的迅速垮台，其中大部分只是颁布而未及实施即告废止。
——《清末修宪与沈家本》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律疏议》的特点。
(2)依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对清末修律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 1902年，清政府在“帑项奇细”、“库储一空如洗”的财政困境中，开始注目于“商政”，讲求商务，于翌年7月在中央设立商部，以为“振兴商务”之地。商部之设，由政府出面倡导实业，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变化。
商部成立后，即着手制订商律，先后颁行了《商部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商法。这些商法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大多流于形式，但为工商业者的经营管理活动和合法权利提供了某种保护.也为解决商事诉讼提供了若干法律依据，因而又多少改变了崇本抑末、重农抑商的古老传统，对于扭转“狂于积习”、“耻言贾易”、卑商贱商的社会风气也还是有些好处的。1906年，清政府对中央各部进行改组，将工部并入商部，成立农工商部，将原由商部管辖的轮船、铁路、邮政事务划归新设立的邮传部，继续推行商部的奖励实业政策。同年颁布了《奖励商勋章程》，第二年又先后颁行了《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和《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这些章程构成了清政府奖励实业政策的基本内容。奖励可分三类：一是有高超技艺的手工艺人和有所发明创造者，二是实业提倡者，三是投资于实业者。章程中规定，办理1000万元以上实业者赏给男爵，办理2000万元以上实业者赏给子爵。“由是国人耳目，崭然一新，凡朝野上下之所以视农工商，与农工商之所以自视，位置较重。曾一度出现“‘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的局面。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根据材料，概括清末发展实业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清政府调整政策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