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太祖初一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卷一〇九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一：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掠夺和野蛮扩张以及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顽固，决定了20世纪的中国不可能通过改良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近代中国历史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包含了“天下大同”“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其世界意义是希望建立一种“休戚与共”的世界秩序，实现世界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

——摘编自张志恒《多重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材料二：西方现代化道路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原料产地、商品市场，都是通过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殖民得来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攫取广大人民群众的财富，导致出现贫富分化这个难以克服的顽疾。……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产阶级极端的利己主义以及随之带来的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是庸俗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娱乐主义。在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进程中，信仰缺失和道德沦丧逐渐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标识。

——摘编自吴龙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三个维度—基于中西现代化道路的比较分析》

海水污染·遗患人类

材料一   日本政府为了防止核灾难，便宜行事将核废水排放入海洋之中。日本政府声称冷却系统可以用海水稀释到安全浓度。即便日本核电站流出的放射性水素浓度非常低，受污染的海水仍具危险因子，尤其是放射性核元素，污染水、土壤，导致动植物死亡。

含放射性核元素寄生在藻类、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中积聚，受到污染的鱼类，人类吃下肚之后，可能导致癌症、基因突变、其他健康问题的发生。一个人受到辐射的程度取决于吃鱼的数量、鱼的辐射量以及人的健康状况。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更容易受到影响。

渔业首当其冲，日本渔业代表最担心，核废水可能会导致鱼类资源减少，最终危及日本渔业产业生态。据日本渔业称，22.5%的海鲜出口国是中国，其次是美国，占13.9%。

——摘编自梅雪芹《英国环境史上沉重的一页——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及其教训》

材料二   《大宪章》第 33 条规定：“在泰晤士河、美德威河及全英格兰各地一切河流上所设之堰坝与鱼梁概需拆除”，从13世纪到18世纪末，泰晤士河三文鱼渔业持续繁荣。18世纪末以来，大量建设的堰坝、水闸等严重阻挡了三文鱼通行。除此之外，污水和废弃物源源不断地排入泰晤士河。到了19世纪，三文鱼逐渐从泰晤士河消失不见。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治理河流污染终于被提上议程。英国出台了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法律——《1876年河流防污法》。政府对泰晤士河的污染治理，从立法指导、行政协调到工程建设，投入了大量金钱，持续了很长时间，二战后尤其如此。1974 年泰晤士河下游再次出现三文鱼，这可能意味着上述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就。

——滕昕云《核废水的危险 只有民进党当局装傻》（作者是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

材料一   从17世纪后期开始，茶叶成为汉口商业贸易的龙头。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俄商获准来华贸易。于是，晋商在福建武夷山和两湖地区购买大批茶叶，经水路至汉口集散，再向北经水陆运输至张家口，再由张家口的“外商”运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从而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茶道”。在恰克图贸易开始之际，参与茶叶贸易的华商以晋商和蒙商为主，后来则几乎完全由晋商垄断。晋商在关内的大本营张家口，在明代原属贫瘠荒凉之地，物资稀缺，人烟稀少，但到19世纪时已经成为商贸聚集的重镇。

——摘编自刘再起《晋商与万里茶道》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茶叶市场完全依赖中国的局面结束了。1887年，中国茶叶的出口量被印度超过，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震动。到90年代，福州、皖南等茶叶产地依托民间力量，相继引进茶叶制造机器，形成了一个建立制茶工场的小高潮。与此同时，较具规模的茶叶改良公司也开始出现。1897年，中国最早的农业科技杂志《农学》创刊。在最初两年里，该刊有关茶叶的奏折文札、茶事报道和国外科技，占据了最大篇幅。即使当时中国业茶者和有识之士意识到了危机，甚至采取了某种措施，也不可能阻止茶叶外贸的衰减趋势，因为这根本不是措施是否得力的问题，而是体制和制度的问题。

——摘编自李长莉等主编《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

材料一   “他驱动万乘战车，点燃遍地烽烟……诸侯割据，十年间便成了无影无踪的旧梦……这是中国大陆上第一次真正的统一。”

——嬴嘉丽《二千二百年前的风筝》

材料二   春秋时期，郡县制开始萌芽。楚、秦、晋等国出现了县，最初设在边地，带有边防性质，郡的出现比县稍迟，多在边地。战国时期，边地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秦统一后，废封国，将郡县制推向全国。

——摘编自薛明扬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三   郡县制度的推行在历史上是有进步作用的……由于郡县官吏的任免权操于皇帝之手，中央通过郡县控制地方，集中了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权力；郡县受中央管辖，易避免对立和叛乱，故柳宗元说:“有叛国而无叛郡”，它的实施可以有效镇压奴隶主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分裂活动……秦灭六国之后，公元前214年在东南沿海及两广地区，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在北方驱逐了匈奴，在榆中以东、黄河以北直到阴山广大地区，设置三十四县，重置九京郡。在新置郡县的同时，又从内地迁移大量人口前往充实，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秦以后，郡县制度一直承袭下来，如隋以前的州—郡—县三级制，唐的道一府——州—县四级制，明的省—-府—州—县四级制，基本上都是沿袭秦的郡县制度。

——摘编自《论郡县制度》冉光荣

材料   太祖以来，海内用兵，宁岁无几。重以海陵无道，赋役繁兴，盗贼满野，兵甲并起，万姓盻盻（盻盻：怒视），国内骚然，老无留养之丁，幼无顾复（顾复：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爱。颠危愁困，待尽朝夕（待尽朝夕：危在旦夕）。世宗久典外郡，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于是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孽孽为治，夜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矣。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此其效验也。

——摘编自[元]脱脱《金史》卷8《世宗纪下》

材料   18世纪末，某一历史事件开展之后，女性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贝蒂·哈里斯（女）在婚后没多久就在英国曼彻斯特附近的一个煤矿找到了拖运工的工作，工作的内容就是沿着煤矿狭窄的坑道爬下去，把矿工从地里挖出的煤从坑底拖到地面上来。之后，这些煤成为蒸汽机的燃料。拖运工是不需要技术的工作，工资很低。和她一起在煤矿工作的还有其他6名妇女以及6个儿童，他们忍受着艰难困苦和残酷的剥削。长达12小时的工作，使她白天几乎不可能照顾孩子。这个时代大量出现的工厂也从不同的方向吸引父亲、母亲、孩子远离家庭……这些早期的工人经常会发现自己始终生活在贫困中，工作在极为恶劣的环境里。面对这一社会现实，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是德国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们呼吁摧毁资本主义。

——摘编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