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必得中书、门下二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

材料二   唐太宗发现有一人诈伪做官，便下令处死。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

材料三   明太祖说：“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材料一   两税法推行后，有人批评说：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

——陆贽（身为宰相）《翰苑集》卷 22《中书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 不许暂逡巡……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白居易集》卷 2《重赋》

材料二   今天看来，杨炎创行的两税法的确有着界标性的意义：

其一，征收对象面扩大了。即使不增加每户每亩的税额，国家的收入也会增加，这便从大背景上减缓了中下层平民的税役负担。

其二，更主要的，是改变了租庸调征收以人丁为本的方式，实行以土地为依据征税的新方法。地税是履亩而税，户税虽然按户征派，但分户等高下，户等又依据资产主要是王地多少来划分，事实上也是依据地亩而征；分夏、秋两次征收，以适应当时大部分地区普及二作制的情况，也反映出两税与地亩的密切关系。这个变化是由于均田制崩波后各民户土地占有不均，并且悬殊越来越大的实际情况导致的，杨炎的主观目的是保证税收的顺利实现，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科税由人丁转向地亩间接地松弛了官府对人丁的人身控制，也不仅仅是因为改变了以往各民户占有土地数量不同而租调无差别地征收的弊病， 使中下层农民减轻了负担，使税收趋向合理化，这只是对当时的积极作用；更应看到的是， 按地亩征税顺应了税制发展的历史趋势，结束了汉末以来赋役制度的混乱状态，并为宋代以后的税制理顺了方向。

——曹大为、赵世瑜等《中国大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