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哥伦布执意投身于充满危险、艰苦的探险事业中，他的乐观进取和积极冒险开拓是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体现。在哥伦布远航之前，世界上许多航海家已经进行了远距离航行，如迪亚士绕非洲西海岸航行。在哥伦布远航之后，还有达·伽马沿非洲海岸航行。
——摘编自沈敏华《论哥伦布西航美洲的文化背景》
材料二 1992年春，据造船部门专家估算，中国自建破冰船需要三到五年的周期，累计花费可达3亿元到5亿元。而当时乌克兰“赫尔松”船厂正好有破冰船出售。苏联解体前，“赫尔松”船厂承造了8艘万吨级的破冰船，当时仍有3艘在建，每艘价格约1750万美元。经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和国家海洋局同意，同年10月，中国与船厂签下预订协议书，并在规定时间内支付了订金。1993年年初，这艘破冰船被命名为“雪龙”。“雪龙”号于1994年10月开始执行南极考察任务，还在1999年承担了中国首次对北极的综合性科学考察重任。2019年10月，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首航南极。一位船舶设计师表示：“未来，国家还要建设破冰能力更强的破冰船……提供更多的应急救援和极地管理功能。”
——摘编自路涛《贾根整：我与南极二十年》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哥伦布开展海上新航路探索的历史条件。(2)根据材料二、归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极地探索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代中国开展极地探索的意义。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近现代人类海洋探索给你的启示。
材料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以后，党为实现苏维埃政权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方针而展开了斗争。所有这些新任务，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所应解决的。必须新建沙俄所没有的一系列工业部门，即建立新的机器制造厂、机床制造厂、汽车制造厂、化学工厂和冶金工厂，创立本国的发动机和电站设备的生产，增加金属和煤炭的开采量，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必须建立新的国防工业，即修建新的大炮制造厂、炮弹制造厂、飞机制造厂、坦克制造厂和机关枪制造厂，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保卫苏联所必需的。必须建立拖拉机制造厂和现代化农业机器制造厂，将它们的产品供给农业，使千百万小的个体农户有可能过渡到集体农庄的大生产，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在农村胜利所必需的。这一切都是工业化政策所应做到的，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就在于此。
——摘编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材料二：1928年，苏联的工程师仅约占工人总数的0.25%，且大都不掌握先进技术。苏联首先增加工厂艺徒学校，大力发展各种职业讲习所，以培养熟练工人和初等技术人才；其次，以工厂生存需求为指向对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加以改革，培养技术干部和领导干部。对老技术人员联共(布)采取了“粉碎积极暗害分子，分化中立分子，吸引忠顺分子”的政策，逐步把大部分旧技术人员团结争取过来……至1928年年底，苏联同欧美大公司签订了40 多项技术合同；部分欧美的先进工人也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到苏联帮助其工业化建设；苏联也选派一部分青年专家出国学习。
——摘编自梅春才《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苏联国家工业化政策实施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举措。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经验。
材料一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尊崇儒术”的建议，儒法会通合流加速。礼刑结合、儒法会通，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治久安、国家治理的关键。国家重视发挥法律与道德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促进作用。在法律基点上，强调官—民、君权—民权的和谐统一；在文化传统中强调法律的教化作用。在统治者看来，诉讼减少会大大节约国家有限的资源和力量。在古代的各级官员看来，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礼教德化百姓，尽可能减少纠纷的发生；而在纠纷发生后，也要通过士绅乡贤的有效调处，尽量避免到官府打官司。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法律制度当中，在刑事法律当中也有不少体恤民情、轻判轻罚的人性化制度。
——摘编自冯玉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打破法文化封闭状态的先锋队，是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
他们不仅创办报刊事业，还介绍西方法律思想家的著作。随着中国近代的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急速扩展，落后的中国法律，无法调整新出现的法律关系，如公司关系、金融信用关系等。涉外的商业行为和商业纠纷成了西方近代民商法文化向中国工商界进行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鸦片战争后，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不同国籍的外国人大为增多，领事裁判权的适用范围也越来越大。在审理争诉的过程中，由于使用各自不同所属国的法律，所以西方的刑法、民法、程序法、法院组织法等传播到中国，也使中国固有的法治文明开始与西方的法治文明接触，发生了激烈的碰撞。19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的活动，在各方人士的鼓励和帮助下被广泛的提上日程。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法律的转型》
材料三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选举法》，以一定人口比例为基础，又适当照顾地区和单位，在城市与乡村间、少数民族与汉族间作了不同比例的规定，使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相应的代表，中共党员占54.48%，党外人士占45.52%。第一届全国人大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不仅参考了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立宪的经验，还注意汲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值得借鉴的成果。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不断修改，该部宪法在大会上获得审议通过。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切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摘编自石仲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思想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9世纪中期促进西方法文化在中国加速传播的因素，并概括其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有的新特点。
材料一 魏晋统治者为了扩充军队，增补劳动力，通过强制和招引，迫使匈奴、羯、氐、羌、鲜卑5个少数民族向南迁徙，史称“五胡内迁”。“五胡内迁”加速了各族社会的文明开化，不但各“胡”族大量吸收了汉族的农业文明，而且以自己的草原文明影响着汉人，从而给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自西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罕见的“北人”南下的现象。当时， 一度存在多个相互故对的歧权，每个政权的内部又存在多个故时势力，“胜者 为王败者寇”,大批被流放贬逐的“流人”被迫迁往偏远地区。
——摘编自李春光《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三)》
材料二 从公元2世纪中叶起，罗马皇帝为了获得兵源税款，允许大量的日耳曼人进入帝国领土，并把他们迁移到帝国境内人口稀少的地区。目耳曼人的整个部落，都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4至6世纪的大迁徙运动，日耳曼人占据罗马帝国的领土，以征服者的姿态，建立主国定居于此。日耳曼人的大迁徙给欧洲社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他们建立的各王国，尽管大小不等，但都是在摧毁罗马当地奴隶主政权后建立起来的，他们本身所固有的一些传统，恰恰构成了建立西欧封建社会所必需的因素。
——摘编自张淑清《日耳量人大迁徙及其深远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流动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目耳曼人迁徙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五胡内迁”和日耳曼人迁徙共同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清代前中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粮食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前中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粮食政策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粮食政策制定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中古中后期及近代早期，西欧城市发展标志性事件（部分）
| 时间 | 事件 |
| 11世纪 | 西班牙莱昂、英国伦敦等获得自治的特许状 |
| 12世纪 | 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成立，巴黎的教师组成教师行会 |
| 13世纪 | 巴黎大学、剑桥大学成立，但丁成为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百人会议的成员 |
| 14世纪 | 德意志各大商业城市正式组建汉萨同盟，同盟设有最高议会和最高法院，入盟城市必须遵守同盟权力机关作出的决定 |
——据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等整理
材料二 平等是维系中世纪西欧市民认同和契约的纽带。城市为市民提供了基本的市民权，从法律意义上说，所有市民的身份是平等的。周边农村乃至外地（国）涌入城市想成为市民的人，多是冲着能与他人享有平等机会而来的。因此，城市本质上是一个封建等级社会中出现的非等级社会。城市即使呈现出等级分层，基本上也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是开放式、动态式的。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是平等的。商品价格的高低与商品主人的出身不相干。领主在市场上无论是购买还是出售商品，都得承认对方的独立意志与平等身份。商品货币关系越发展，平等原则就越重要。市场中逐渐形成的商法体系，使平等交易原则进一步得到法律确认。常有城市议员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充当奴隶的人。当然，城市富有贵族和城市普通市民的法律地位平等不能掩盖社会地位不平等。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
(1)根据材料一、二、归纳中世纪后期至近代早期西欧城市发展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历史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你对中世纪后期西欧城市中的“平等原则”的看法。
材料一 僧一行，俗姓张，父亲是武功县县令。一行少时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曾拜访道士尹崇，借阅《太玄经》数日，撰写《大衍玄图》和《义决》。武则天主政时期，一行为避祸出家为僧，隐居嵩山，拒绝征召，后前往荆州当阳山学习梵律。开元五年（717年），一行被其族叔强行带到长安，玄宗多次向他咨询安定国家、抚育人民的道理。当时的历法在推算天象方面渐渐出现偏差，玄宗命一行考查前代诸家历法，重新编订新历法；另派人制作黄道游仪，观测天象，与一行的研究互证。一行取《周易》“大衍之数”之名，主持编订《开元大衍历经》。一行去世时，玄宗赐给他“大慧禅师”的谥号。
——摘编自刘晌等《旧唐书》等
材料二 至元十六年（1279年），经元世祖批允，郭守敬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并根据观测结果编订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授时历》，其对地球自转周期的计算与现代值只差26秒。郭守敬还擅长制造仪器，创造和改进了简仪、仰仪、高表、候极仪、景符等13种天文仪器。其中，简仪就是他对前代过于复杂的浑仪加以简化而成的；景符则是郭守敬宋代的八尺长的圭表增高到四十尺，并依据小孔成像的原理改制成的测影器具，它大大提高了测定精度。
——摘编自李兴濂《郭守敬：七百年前的中国科学之星》
(1)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材料一所反映的唐代前期的历史信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僧一行和郭守敬对天文学的贡献，并说明他们能够作出贡献共同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宋代社会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其社会管理呈现出独具特色的一面。宋代文官成为皇权的代言人和地方社会管理主体。……在封建商品经济和对外弱势的双重冲击下，宋代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官僚贵族和富商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宋代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双刃剑”效应，人们为了利益的争夺，都慢慢撕去了“温情的面纱”。士大夫整夜宴饮，丝竹歌舞不断，富商大贾穿戴奢靡，僭越成风，连普通百姓也跟风效仿，相互攀比。在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面前，宋代士大夫阶层充分发挥了管理才能，通过宗族建设、家风塑造、宗教教化等主要手段，辅之以朝廷律法诏令，最终形成重德、至孝、诚信、修身的社会管理氛围。
——摘编自韦玉潇《宋代社会管理及其对现代社会治理的启示》
材料二 建国后国家农村治理政策（部分）一览表
| 1954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置乡镇政权、取消行政村建制。合作化期间形成村社合一局面 |
| 1958年 | 全国各地纷纷撤销乡政府，建立党、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
| 1983年 | 撤销人民公社、重建乡镇政权 |
| 1998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村民自治进入发展快车道 |
| 2002年 | 中共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 |
| 2005年 |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2006年 | 国家取消农业税 |
| 2008年 | 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
| 2012年 |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将扶贫开发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 |
| 2018年 | 国务院发布《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指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2023年 |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 |
——摘编自孙正、王玉坤《从“绅治”“统合”走向“数治”：乡村治理情景演变审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社会治理独具特色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建国后国家乡村治理的特点；谈谈对我国乡村治理的认识。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开辟了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昭宣时期加以经营，商旅、使者穿行其间，处处响起驼铃声，十分繁荣兴盛。东汉初，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张骞出使西域使西汉王朝开始对西域诸国有了较清晰的认知，“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西汉王朝使臣与西域诸国使者相踵于丝绸之路，进一步加深了西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认知。西汉太史公司马迁、东汉史学家班固对西域诸国的地理，山川、风俗、人物等均能作翔实的描述，确实得益于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交流往来。
——摘编自高福顺《汉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变迁与历史意义》
材料二 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切相关。早在汉、晋时期，中国的瓷器在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些地区已有少量流传。因瓷器易碎，陆路运输比较困难，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展，晚唐以后大规模的对外输出主要依靠海路。由于船舶装载量的扩大，宋代以后瓷器外销的数量激增。瓷器作为古代中国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杰出代表，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中国瓷器外销的海上贸易线路，与北方陆路贸易的“丝绸之路”遥相呼应，亦被称为“陶瓷之路”。
——摘编自孟原召《“器成天下走”：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丝绸之路的开通对汉朝的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以后“陶瓷之路”不断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阿拉伯统治者虽然崛起于文化落后的阿拉伯半岛，但他们高度重视先进民族的文化，这直接体现于阿拉伯帝国民族政策在文化领域的内容。尽管在帝国统治时也发生过多次对“文化人”的杀戮与迫害，但只要文化与学术活动不涉及王权与哈里发统治，统治者都是大力提倡的。
——摘编自张咏梅《论阿拉伯帝国的民族政策与文化繁荣》
材料二 印加帝国在地理上有紧紧连成一个整体的完整的道路系统，其中有几百公里道路至今仍可通行。当时的通讯靠由驿站和信差组成的综合系统维持。复杂的朝廷仪式和基于太阳崇拜的国教，进一步促进了帝国的统一。帝国的其他统治方法还包括将土地、矿产和牲富收归国家所有；编制详细的人口普查表，以增加税收和扩充军队。毫不奇怪，印加帝国被认为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成功的集权主义国家之一。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断《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阿拉伯帝国文化繁荣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归纳印加帝国统治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古代文明的看法。
